汉赋题材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题材以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为主。汉赋取材的这种特点,明显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了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汉赋写作技法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在写作技法上,表现出夸饰、用史、杂说、谶纬衍文和模拟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略论汉代《诗经》学礼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汉代《诗》是经学的基础。汉代《诗经》学重在礼制建设，尤重庙制和郊祀，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宗室对君主地位的认同感，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巩固。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诗经》学研究的“攀高峰”之作——读评刘立志的《汉代〈诗经〉学史论》

从1986年起,我有幸阅读过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一百几十篇文科博士论文,并参加过对这一百几十篇博士论文的答辩。我发现,优秀的博士论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开荒地”,即其研究课题是前人所不曾研究过的,是论文作者独立探索的新领域。第二种类型是“攀高峰”,即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第一种类型注重“求新”,第二种类型注重“求深”。自然,两者之间也有联系。如果是真正的“开荒地”,     

论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

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还没有为当下学界所关注。他的这一思想是以周文王为寓托,由天命、天理、民意三位一体的本体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德性论,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大和谐的效用论等共同组成的学术体系。朱熹的王道思想是以天理为本的理本论,本质上不同于先秦百家王道的道本论、法本论、(民)欲本论等。朱熹《诗经》学的王道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诗经》学与诗学之关系

《诗经》既是一部诗歌总集,又是被统治阶级奉为"经"的典籍,致使《诗经》学与诗学有着复杂的联系。追踪溯源,诗学脱胎于《诗经》学母体之中,自魏晋"文学自觉"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以后,诗学才真正脱离《诗经》学,开始独立的发展,二者既相互影响,又沿着不同的脉络继续发展。     

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及其他

刘立志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诗经》学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已经出版《汉代（诗经）学史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和《诗经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两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近年来先后承担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     

《诗经》婚恋诗和汉代婚恋诗比较

《诗经》和汉代诗歌中的婚恋诗有许多共性,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珠玉。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二者必然会产生差异。本文试图从主题到形式等角度,对此作一比较,并探索婚恋诗从诗经时代到乐府时代的发展轨迹。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论《诗经》婚恋诗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诗经》中的婚恋诗,因《诗经》的经学地位,以及政治原因和历史因素,被一些学者进行了政治化、礼制化、具象化的解读,淡化了先民爱情家庭生活中的焦急与渴望、快乐与幸福、悲伤与悔恨的情感因素,不利于当代大学生认识传统的婚恋观,不利于发挥传统婚恋观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新时代,要在继承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婚恋观焕发出新的活力,用来引导和教育当代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陶冶他们的审美情操,培育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

宋代"乡先生"的教学满足了平民阶层接受教育的客观需要,他们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维系着儒家典籍的传承.乡先生的<诗经>教学侧重于<毛诗序>等前代经典的传授,是平民阶层<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他们也是宋代<诗经>学话语重建的积极参与人,由于有了这一群体的加入,使得宋代<诗>学研究风格的转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少量重要学者身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宋代<诗>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汉代《诗经》解释学中的哲学机制管窥

汉代《诗经》解释学与阴阳气论哲学、感应哲学密不可分。以汉儒解释《旱麓》《灵台》二诗诗句时所言君王"德及鸟兽鱼鳖"为例,其意义与《吕氏春秋》中言商汤"德及禽兽"而"网开一面"不同,非指君王某一具体行为惠及鸟兽,而是指在天地人同具阴阳之气的基础上,君王之德与自然之气同类相感,在此意义上泽及鸟兽鱼鳖。     

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理路与方法

对汉代《诗经》阐释中所形成的诗学理论,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从经学与文学、政治与审美相对立的立场出发,对其做出否定性的评价。针对这一倾向,笔者认为,在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中,必须坚持这样的理路与方法,即突破经学与文学、政治与教化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先秦两汉的历史语境中,以＂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的立场,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充分肯定汉代《诗经》阐释诗学理论作为一种《诗经》解释系统和诗学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并在中西诗学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以充分发掘其理论价值和内涵。     

“讽寓”概念论争与汉代《诗经》的讽寓阐释

讽寓作为一个翻译学的术语能否运用于中国诗学特别是汉代《诗经》阐释活动中,西方汉学家有着不同看法:或认为中西方诗学话语有着根本的差异,讽寓的概念不能用于中国文学上;或认为讽寓体现了文学语言言此意彼的普遍特征,能够运用于中国文学诗学解释活动中。本文认为,讽寓概念可以运用于中国文学诗学解释活动中,但这种运用不在于它是否符合西方的讽寓批评传统,也不能只从文学语言言此意彼的特征来认识,而在于它符合中国古代以经学为本位,将《诗》道德化、寓意化的诗学传统,同时也涉及到《诗》自身的一些特点,如情感性、历史性的认识与肯定。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