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阳明学派道德教育理念比较研究

阳明学派的道德教育理念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东传日本之后,对日本古代,乃至近代道德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中日阳明学派道德教育理念的异同,有利于增加中日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加对原发型文化与移植型文化的理解。     

近代哈尔滨犹太人体育文化特征对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思想改革的启示

近代哈尔滨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在谋求"强身健体"和"复国"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体育思想方面的巨大精神财富。在追寻"中国梦"的步伐中,恰当地理解和认识近代哈尔滨犹太人体育文化的特征,直面当代中国高校体育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近代哈尔滨犹太人体育文化中找到可以为我所用的有益内容,从而促进我国当代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思想改革进一步发展。     

从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日本文化的独特特征

现如今是一个文化大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世界各地文化的研究。在日本学研究中,日本文化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从文化中理解和把握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内涵,才能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的本身。本文论述了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日本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独特特征,希望能为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们贡献一份力量。     

简论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基本认识,其形成和演变是中日两国国力以及在东亚政治舞台上角色转换的真实反映。以"脱亚论"和"亚洲一体论"为代表的两种中国观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演变的重要理论依据,它们对近代以后日本的政治目标、国际战略、对外政策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我们仍可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窥见其踪影。探讨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演进,对于深入理解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近代日本思想家西晋一郎的中国儒学论

西晋一郎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力图将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相互融通且归宗于儒的典型,他运用西方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学所作出的努力,对思考儒学的现代意义也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终究是为日本近代的国民道德建设服务的,从整体上而言,不能不说最终沦为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一个注脚。     

岛崎藤村及其代表作《破戒》

岛崎藤村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他从浪漫主义走向自然主义。他早期浪漫主义诗作将日本近代诗歌推向成熟。他的代表作《破戒》使他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领袖，也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成熟的标志。但学界对《破戒》是自然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作品有不同意见。分歧的根本点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理解。只有打破某些教条，从日本近代社会、文化实际出发，才能解读《破戒》，准确理解其艺术价值。     

近代中日文化关系述略

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中,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近代这个特殊时期,中国东北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侵略与反侵略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本文仅从教育层面作以考察,通过对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教育交流状况研究,以揭示这一时期教育交流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特征．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实证论与经院派学者——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研究

日本近代中国学,是指在近代文化运动中从世界文化的研究中独立而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性研究,它并不是明治时代之前的传统的“汉学”的自然的衍生.由于构成近代中国学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基础与传统“汉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差异,尽管它们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性的学术,它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都与“汉学”不同,有其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实际上,日本近代中国学与传统“汉学”之间,是以前者否定后者的形式互相联结在一起的.     

桃太郎故事与孙悟空故事新探——通过故事比较研究文化表象下的文化内核

本文通过对日本传统的桃文化以及桃太郎故事与中国传统的孙悟空的故事的比较,尝试研究中日两国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化表象下的不同文化内核。我们既不能一概地以中国的文化思想来理解日本文化,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只有充分辨明、理解和尊重各自的文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国际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以"和"管窥日本特殊文化现象

不少人笑谈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在近代之前,日本抄袭中国文化,从文字到建筑到服饰都有古代中国的痕迹,而近代以后则是照搬西洋文化,深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果说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仅是照抄照搬别国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能够很好理解日本现象。可是我们总对日本的很多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比如日本人常常一脸微笑永远暧昧措词,比如作为佛教大国的日本的佛门弟子娶妻生子吃荤喝酒,比如日本风俗产业广告铺天盖地不避耳目……作为日本的临近国家并传承文化给日本的中国人,或是传不少西洋文化给日本的西洋人常常很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调查报告《菊和刀》一书,对日本人的文化性格有着深刻的描绘。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她指出日本文化具有双重性,书中她说:“他们好斗而又温和:黩     

日本明治时期之中国观

日本明治时期是日本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同时也是日本试探、了解中国的过渡期。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经历过一次深层次的转型,其原因之复杂、影响之深广,在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近代中日两国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日本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本文着重从思想与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日本明治社会的对中国观,指出明治时期的中国观对近代中日关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圣经》在近代中国的汉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通过梳理《圣经》在近代中国的汉译版本、翻译主体以及近代中国人的圣经观念,来理解《圣经》这部宗教经典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文化意义。《圣经》汉译文本与中国文化融合与协商的过程中,呈现多元化特点;翻译主体们通过自我调节而不断探索,促使《圣经》汉译活动与中国文化不断适应;近代中国人对圣经的观念从鄙视怀疑发展到逐渐理解。     

论中国近代传播史料的价值

关于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不仅需要挖掘中国传统社会"传"的思想及其史料,还应该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代社会的传播史料。通过近代学者有关中学与西学的比较研究,可以显示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近代已经取得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传播领域本土化研究的资源;中国近代媒介发展史及相关媒介论,可以成为认识当今媒介发展现象的后视镜。     

浅论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

近代以前,日本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早期由于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幢憬和向往之情。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大规模地汲取中国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但日本随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对中国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离的成分。也就是说。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种渐变的状态之中,其变化轨迹清晰可见。就总体而言,虽然出现过冷淡和疏离中国时期,但仍是以崇仰为主流。     

五四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

五四时期戴季陶根据自己多年对日本问题的观察与研究，明确指出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神权迷信盛行的、封建专横的国家，明治维新及日本政党政治的建立并非民主潮流使然，日本文化与文明也相当幼稚。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正批判。这对近代中国人认识日本和了解日本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史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全貌及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中国化问题。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又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中国近代经济史探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与特点诸问题。本文仅从如何理解资本原始积累出发,对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生及其特点等,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     

中国文化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影响——以《中国游记》为例

日本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近代这种影响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重要作家,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代表性日本近代作家。中国文化对于芥川的影响贯穿其一生,作家的中国之行对其创作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中国游记》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芥川的影响。     

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问题及其论争的学理辨识

中国近代文化急剧变化,表层上形成了两种矛盾,一是"中西之争",二是"古今之争",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这两种关系的视野来讨论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不过,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中西之争"中提出了"文化之别"与"制度之别"的不同选择论点,指认近代文化发展的实质是"制度之别"的选择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现实上,"制度之别"的选择并不是撇开了"文化之别"单纯地发生的。实际上,"制度之别"的选择蕴含于"文化之别"的选择之中并形成了"西化"与"近代化"的关系,它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核心。但人们因局限于"中西之争",从而辨不出"西化"与"近代化"的关系及其与"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区别,进而也辨不清"西化"与"近代化"的这一关系作为问题的存在,并在实际的论述上往往把"近代化"归结于"西化"去理解,出现理论盲点。诚然,近代文化发展存在着"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不同层面,但二者综合而形成的矛盾是"西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而基于这一视野对近代文化问题进行科学认识,不是把"现代化"归结于"西化"去理解,只能是相反,这样才能正确辨清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问题和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