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金融立法与东北地区金融殖民统治秩序的构建

文章通过分析伪满时期日伪政权在东北的殖民金融立法,彰显其殖民社会统治功能,探讨日伪政权如何在东北地区通金融立法来构建金融殖民统治秩序,实现对东北地区的金融掠夺与控制.     

清末金融立法与金融发展

金融立法作为金融制度的核心,决定着金融发展的速度与方向。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外国金融机构陆续进入中国,传统的货币金融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格局。受英、日等国金融制度的影响,清政府在大规模移植国外金融法制的基础上,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涉及银行、货币、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的法律法规。由于时代所限,清末金融立法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照搬照抄有悖国情、条文疏浅留于文本的立法缺陷,从而导致金融发展受阻。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金融立法浅论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为构筑国家垄断金融体制展开了相当规模的金融立法活动。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致使该时期的金融立法呈现出垄断性、特权性、渗透性、适时性等特征。该时期的金融立法既有其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又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与立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略论秦汉时期地方性立法

地方性法规是秦汉时期封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由地方行政长官（郡守、县令等）以语书、教、条教、记、府书、科令、条式等形式发布,内容主要包括劝课农桑,易风移俗,设立学校教化及其它一些“民间小事”。秦汉时期的地方立法一般限制在地方行政长官的权限内,除非皇帝特别授权。在有些时期,地方立法一度盛行,以致出现“擅为条数”的现象。东汉末年,地方官吏更是忘行非法。     

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问题研究

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来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层次低、不明确、相互矛盾,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十分必要.在立法时要注意以下问题: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模式、对不正当交易进行限制、规范监管体系、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反垄断法控制等.     

地方金融立法的现状与完善

地方金融立法是地方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金融立法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来调整和规范金融监管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立法发展迅速,地方金融立法表现尤为突出。上海、温州、泉州等地率先进行地方金融立法的创新,对我国地方金融立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湖南、四川等内陆省份的金融立法则出现了一些问题。地方金融立法的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根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确立地方金融立法权;加强地方金融立法的创新;建立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     

入世后我国金融立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入世后我国金融立法应准确地把握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提高我国内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为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提供法律保障。在我国金融立法模式上，金融业务法应该采用内外合一的模式，金融监管立法中市场准入立法需采用内外分立、单独立法的模式，金融业务监管法应逐步统一。     

金融商品横向规制与统合立法

综合化经营和金融商品的横向发展逐渐冲破了商品类、机构类纵向规制预设的藩篱,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金融大国的统合立法实践方兴未艾,而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纵向规制的弊端日渐显现,在客观认识金融商品横向规制与统合立法趋势和吸收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逐步建立有保留的横向规制模式并进行有保留的统合立法。     

金融消费者:界定标准与立法确认

金融消费者应限定于个人,并以一定标准区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识别金融消费者有三条标准:一是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金融消费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三是金融消费行为受到侵害后会对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活造成影响。中国可以借鉴域外立法确认金融消费者的方式,在相关的金融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确认,从而建立与投资者保护制度相对应的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农村合作金融的经济效率及立法选择分析

金融制度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先导。农村合作金融作为主要以自愿入股、民主管理和面向社员服务为特征的组织形式,能否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一直是令国内学术界倍感疑惑的问题。就农村合作金融的内在逻辑而言,它特定的制度结构设计暗含着成本节约与成本增加两种相反的成本效应,用之得当,则会在农村金融领域发挥积极的组织效应。我国未来的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也应在注重经济效率的基础上选择与规范各种具体制度。     

金融安全视角下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立法研究——以重庆市地方立法为例

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金融体制中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创新组织形态,在缓解农户及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存在监管法律依据缺失、监管主体不明、监管职责含糊等问题,无法实现对小额贷款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监管,为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应尽快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主体及其职责,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良性发展。     

寻找混沌的边缘--金融管制及其立法思维范式转换

证券投资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的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管制困境。管制派强调证券市场的秩序。自由派青睐证券市场的活力。“监管和创新”的关系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ICA与SA和SEA的区别也许可以表述为从行为管制到组织规范。对冲基金的监管主要表现为“豁免型”的特征。证券市场的秩序表现为“从混沌到有序”,又从“有序到混沌”。“寻找混沌边缘”既是这一难题描述,又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纲领。     

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七十年回顾与展望(上)

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七十年历程大致可分为四段时期。前三个时期为:1949—1966年移植苏联教育模式时期,重视基础知识,教学组织严密,强调技能训练;1959年后课程教学以"精英学生"为目标,学业负担繁重,办重点学校、追求升学率的竞争由此开始。1966—1976年"文革"时期,师生在初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后"复课闹革命",按"五七指示"开设课程,教学要求由地、县自行掌握。1976—1982年"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过渡期,努力恢复"文革"否定的课程内容及考试制度,课程负担重,教材要求高。     

从刑事立法框架辨析金融诈骗罪的去与留——以比较法研究为视角

脱胎于诈骗罪立法技术的金融诈骗罪,并不符合刑事立法的规范意义和当前司法实践打击金融欺诈类犯罪的需要。本文结合相关的国外立法实际,拟提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新型立法框架,并在对传统立法模式的反思和新型立法框架的价值分析基础上,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予以剖析、解读,提出见解,以期使这一立法模式更加符合打击金融犯罪的需求,并启发理论争鸣,裨益司法实践。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广东省1978-2011年数据

利用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广东省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规模的提高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二者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的改善却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农村金融改革滞后密切相关.解决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切实可行的.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广西14地市面板数据

从实证方面发掘广西区域内各经济板块之间的规律信息,对于制定差异化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实证研究显示,由于桂北、桂东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低于桂南,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高于桂西地区,所以经济发展的更多动力来自于这些积累起来的金融资源,桂南和桂西在金融资源的投放效率上高于其他地区。各地市之间金融结构同质化程度较高,金融结构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全区普遍存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