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奇特的美学风貌

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是寻根派的代表作,小说主题隐晦,却又呈现出一种神秘奇特的美学风貌,这是由于: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人物、事物的怪异:人物活动的不确定性:神话传说和怪异的习俗直接给作品造成神秘色彩.作家也许正是借助这样的形式去挖掘民族的"劣根性",实现"寻根"的目的.     

李商隐诗歌美学风貌的修辞因素分析

李商隐诗歌感伤迷离又华丽工美。本文从对前人评价的观照开始，并从修辞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其诗歌美学特征形成的原因。     

柳如是诗词创作的美学风貌及其成因

柳氏的诗词创作,在总体上流露着浓郁的孤独感与漂泊感,其中又有一股脱尘拔俗的奇气引人注目。其形成原因,无疑与当时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当时社会的风气习俗以及柳氏本人的个性、心态、成长环境和生存状态紧密相连。明末江南一带发达的商品经济、活跃的政治气氛、纵情任性的文化思潮等,蕴育了奇女子柳如是,加之狂逸不羁的反世俗个性、高标独蹈的精神气质,最终形成了她独特的诗词美学风貌。     

唐宋词美学风貌探析

阴柔之美可以说是词最初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也是唐宋词"风情独异"的艺术追求。虽说苏辛词的阳刚之作确实让唐宋词放出了别样光彩,但也只不过是词的一种变体或异化现象。无论是深层细腻的内心观照,还是优美纤丽的审美意象,亦或是"娇女步春"的艺术形式,无不体现了唐宋词重阴柔而轻阳刚,与传统重阳刚、轻阴柔的审美追求大异其趣。     

汉代楚辞传播与拟骚诗传体性质的形成

传是先秦西汉一种泛论大意为主的注解形式。韵体传是韵文注解,大量存在于《易传》、《尔雅》、《文子》、《韩非子》、《楚辞章句》等著作中,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汉代拟骚诗实为韵体传文。汉统治者以利禄扶持楚辞解读的举措促成拟骚诗的兴盛,而拟骚诗也影响着之后的楚辞解读。     

论施闰章诗歌的美学风貌

深婉蕴藉、章法巧妙和清词丽句是施闰章诗歌最为突出的特色。深婉蕴藉直接继承自“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歌传统。施闰章诗歌的章法极为巧妙,五言律诗从容完备,段落划分清晰,布局有序,各有巧妙之处。乐府诗更是别开生面,曲折动人,体现出了诗人的匠心独具。清词丽句则不局限在“清新华丽”这一含义上,而是以“清”为主,“清”,首先表现为清真之意,同时也有清新之味,此外还带有些清寒之气。而“丽”也不是栋丽绮靡,而是淡丽,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点染和勾勒。因为施闰章是安徽宣城人,时人也将这种诗歌风格称之为“宣城体”。     

七绝的乐府化及其创作风貌的变迁

七绝与乐府在魏晋至盛唐期间的离合关系，表现为七绝起源时曾具民间乐府的性质(未入乐)。梁末定型后至初唐与乐府脱离，至唐开、天之际二再次结合(大量入乐)。七绝的乐府化对七绝诗体的演变、数量的激增和表现手法以及语言特色等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语言：中学语文纪实文学的美学风貌

语言是文学创造之旅的最后一站。对纪实文学来说,从选择题材、提炼主题、设计结构方式,到以叙述和描写呈现在作家的头脑里已十分真切的世界,这时候,语言就被推到了前台,它是意识中的世界图像返回它的本源,走向读者的不可逾越的一道屏幕。它挡住了作家通向读者心灵的道路,它又帮助作家呈现他内心生活不平静的不可按捺的一幕。     

论古代楚辞文化阐释的二元性倾向

在古代楚辞文化阐释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揭示/（木奄）匿”的二元性倾向。本文从文化分类的角度，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划归不同的文化范型，从而指出以中原文化的价值判断阐释楚文化，必然产生上述二元性倾向，它表现为意向与运作、行为与结果、还原与（木奄）匿等一系列自相冲突的矛盾现象。文章进而指出，这种二元性倾向是造成楚辞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破译，楚辞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确解的真正原因。由此文章提出正确的思维路向，阐释者放弃与阐释对象相异的文化立场，返回到诞生楚辞诗风的地域文化的视角，并根据史料提供的线索逐一揭示阐释对象的本来面目。     

波德莱尔《巴黎风貌》组诗的感官美学与现代性反思

诗集《恶之花》中的组诗《巴黎风貌》,最能代表诗人波德莱尔对都市世界的观感与体验,敏锐地捕捉了现代文明的缺陷与都市病,通过兼及巴黎都市从整体宏观到具体标志微观的空间书写,从丑陋的事物中开掘新的审美意象,对乌托邦的美好世界、人的现实沉沦及都市病予以诗意呈现,展示出色彩浓丽的都市画面,既在参与都市生活的诗意书写中获得了审美超越,又开启了诗歌的"空间书写",是波德莱尔现代性观念的诠释,创造了一种新的与现代性相联系的"瞬间体验"审美范式,达成了对都市现实和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审美超越。     

论文章的五种美学风貌

文气是文章的精神血脉,所以历代作家作文,都极重养气。清人钱谦益在《周孝逸文稿序》中云:‘曹子桓云:文章以气为主。’李文饶举以为论文之要。而余取韩、李之言参之,退之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     

洪兴祖《楚辞补注》的个体阐释视角

两宋之际的洪兴祖身处乱世,报国无门.因与屈原相似的时代困境和个人际遇,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的注释中自觉地打上强烈的个人烙印,有意识地寄寓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人生抱负以及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体现出独特的主体阐释视角.     

楚辞文本研究对楚辞研究的重要性 --以楚辞研究史为视点看周秉高先生《楚辞解析》

周秉高教授<楚辞解析>一书,给我们提供了楚辞文本研究的有价值的范本.作者思考的是如何把作品的思想内容正确地、系统地表达出来,并加以分析、评论、升华,使学习者容易接受并得到启发,所以,该书的重心在于梳理清楚楚辞作品的脉络,即把握作者的思路,理清文章的层次.即使把这本书放在楚辞学研究历史的长度考量,这本书也是有独特内容的著作.     

屈原美学思想浅谈

在南北文化、儒道思想的孕育下产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思想。屈原爱美,追求美的事物,并按照美的规律和法则进行诗歌创作,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楚辞"。屈原虽然没有理论形态的美学著作,但他的美学思想在其诗歌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体现,比如外美与内美的统一、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统一、情感美与理性美的统一。     

楚辞研究新思维概论

《诗经》以后，楚辞崛起，自西汉始，楚辞学研究就进入百家争鸣状态，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等各抒己见，此为楚辞研究的初始阶段。自西汉至20世纪的二千余年间，楚辞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汉至北宋是开创发展期，重在章句训释，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可为代表。第二阶段：南宋至清末是繁荣期，重在义理探求，朱熹《楚辞集注》可为代表。第三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承上启下的转型期，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为新楚辞学奠定了基础。1919年“五四”以后楚辞研究至现了新时代特色，游国恩《楚辞概论》为新楚辞学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为第四个阶段的开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楚辞研究跃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楚辞研究达到世纪高峰，研究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研究方法之新，学术成果之丰，发展速度之快，是二千多年来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学术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共创辉煌。     

《楚辞》及其经典阐释与唐代文学运动

初唐的诗文革新运动,批判《楚辞》轻薄、浮艳以及不守“礼乐之道”;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们对《楚辞》的批评,基本延续了初唐以来的思想;中唐新乐府运动,对《楚辞》持肯定的态度.这些都与两汉以来《楚辞》经典阐释的影响有关.     

试论楚辞体的形成及其文体特征

楚辞体是一种带有浓厚荆楚地方色彩的文学体式,源于南方文化,并以其对传统四言句式的突破、“兮”字句的广泛运用及浓烈的抒情色彩作为楚辞这一文体突出的特征。     

贾谊《惜誓》美学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君子只是消极地对待命运的选择呢？为什么就不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来对待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务实的态度来改变现实社会中总是君子和小人颠倒关系的事实呢？君子真的有必要考虑以上这些问题吗？贾谊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惜誓》的美学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以生命为中心的美学思想、＂神游太空＂的美学思想、＂神游昆仑＂的美学思想、＂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的美学思想。     

余光中的诗体美学

诗体建设是新诗发展中的重要话题，也是考察新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角度。新诗的诗体探索在诗行、韵律等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也存在着散漫的不足。从诗体建设角度考察余光中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他的诗体美学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出特色；对“综合语言”的寻觅；义与音的交融；律与变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