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视阈下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

当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为个人责任模式。在刑事合规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单位犯罪归责模式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不统一、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违反责任自负原则、单位犯罪的认定缺乏规范性标准。其原因是现行单位犯罪制度不适应以预防为主的政策导向、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原则未能摆脱替代责任或转嫁责任的桎梏、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为“自然人→单位”的逆向归责。对此,应当发挥刑事合规作为预防性刑事政策在单位归责中的出罪作用,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特征出发,坚持“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原则,并将单位犯罪归责路径转变为“单位→自然人”的正向归责路径。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研究

企业合规管理制度是检察机关探索预防犯罪,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之一。在企业刑事合规治理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处罚依据应采纳组织体刑事责任论,限制对企业相关自然人的减免处罚。在制度衔接方面,应明确适用的不起诉制度和罪名适用范围。为了使企业合规制度更具操作性,需对企业合规进行分类,将合规启动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本问题探究

各国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逐渐承认单位犯罪概念,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从个人责任向法人责任过渡。企业合规由经营管理策略衍生至刑事合规领域,成为影响单位刑事责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刑事合规的刑法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预防义务之履行与主观过错之减轻。我国单位犯罪在认定依据、处罚模式、刑罚标准等方面尚存疏漏。在刑事合规背景下,应要求企业履行监督义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统一规定双罚制模式,增设刑罚种类。     

刑事合规视野下单位犯罪认定独立性研究

单位犯罪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非传统犯罪,也是相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一种社会法律现象。我国单位犯罪存在主观认定困难、入罪标准高于相同情况下的自然人犯罪、刑罚有待完善等问题,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往往依赖于对自然人意志和行为的认定。借鉴美国、英国和法国刑事合规制度的基本要素,以及对有效的刑事合规制度可以成为抗辩理由这一点进行综合分析,结合我国当下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的情况进行本土化研究改进,探究我国单位犯罪独立性的路径,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国单位受贿罪的立法审思与完善路径

对历次刑法修正进行梳理可发现我国单位受贿罪立法的基本特点,犯罪圈设定较为慎重,仅处罚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在行为构造上,单位受贿罪保留了自然人受贿罪的痕迹,但又有自身的构造。在罪量因素上,单位受贿罪和自然人受贿罪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立法中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无力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非国有单位受贿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大大增加了单位受贿罪司法认定的难度。单位受贿罪与自然人受贿罪罪量标准的差异,导致单位受贿罪无法摆脱司法认定中唯数额论的困境。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单位受贿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豁免过于随意的问题。刑法立法应当取消单位受贿罪的身份犯模式,协调单位受贿罪与自然人受贿罪之间的关系,调整单位受贿罪的罪量标准,规范单位受贿罪免于刑事责任追究的事由。     

试论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立法完善

和自然人犯罪相比较,新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某些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对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未能涵盖单位犯罪的应有成份,疏漏了中国单位在中国领域外犯罪如何适用我国刑法的问题。因此,必须明确我国刑法对中国单位的效力范围,并界定出体现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特点的适用条件,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弥补刑法属人管辖权的不足。     

单位自首的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自然人自首,而单位自首却是立法的空白,司法实践中多有困惑。因此,有必要从哲学的维度寻觅我国刑法设置单位自首的必要性,并根据自首的共性即必须具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推导出单位自首的构成,根据对单位犯罪处罚原则来诠释自首的处罚方式,进而对单位自首司法认定进行研究,便于对单位自首操作,从而对单位自首制度有一个系统认识。     

企业合规背景下单位犯罪与企业文化研究

企业合规作为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的内控机制,是企业治理模式的司法探索。当前,我国正处于企业合规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经历两轮地方试点后,出现了企业合规理论与传统单位犯罪理论水土不服的问题。通过借鉴域外单位犯罪理论和企业合规理论,在厘清合规制度是“违法阻却事由”还是“责任阻却事由”的基础上,提出应重视企业文化在合规制度中的应用,重构单位犯罪理论,在兼顾刑法责任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实现单位犯罪理论向组织责任理论的转变。     

单位犯罪刑罚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在理论上单位犯罪应该是不同于自然人犯罪的犯罪形式，但是我国的刑法就单位犯罪刑罚适用方面并没有做出与单位犯罪相适应的特别的规定，处罚单位犯罪时只能适用自然人犯罪的相关规定，这显然是不利于更好地预防和惩罚单位犯罪。本文从单位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实体问题、处罚原则和程序问题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能够推动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进程，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参考。     

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的质疑及其消解

自“中兴事件”以来,企业刑事合规逐步进入我国法律视野,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和法律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和充分的研究。但该制度对企业犯罪处置的正当性仍然存在僭越刑事法定原则、与单位犯罪基本理论不符以及偏离司法公正理念等争议。企业刑事合规可以在企业面临司法机关审查起诉时,帮助企业否定犯罪故意、切割企业刑事责任以及修复企业犯罪侵害法益;同时企业刑事合规契合预防单位犯罪的目的,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问题研究——以单位行贿罪为中心

对犯单位行贿罪的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顺应我国反腐败政策的宏观导向和国际法的有关要求,符合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行贿单位适用《刑法》中现有的职业禁止面临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困境,可以从法律解释或设立单位贿赂犯罪特别职业禁止制度的角度探索出路：扩充职业禁止的内容、缩短禁止期限、设置公告渠道、明确执行主体、与合规制度有机结合,同时向单位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单位犯罪的自首制度考略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但对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却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在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引发争论。基于对刑法基础理论、刑法相关条文及当前单位犯罪现状的分析,应当认定单位可以成立自首。单位自首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自首。     

单位犯罪的自首制度考略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但对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却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在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引发争论.基于对刑法基础理论、刑法相关条文及当前单位犯罪现状的分析,应当认定单位可以成立自首.单位自首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自首.     

论单位犯罪双罚制

我国的单位犯罪双罚制在适用中存在着刑罚起刑点过高,对单位犯罪司法量刑不一和以罚代刑、重罪轻判问题。单位犯罪处罚区别原则是现行双罚制弊端产生的根源。我国立法应适当降低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的起刑点,执法中合理适用法定分担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以单位为主体,完善各级监督预防机制。     

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渎职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规定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犯罪为纯正自然人犯罪。但司法实践中由单位实施的纯正自然人渎职犯罪屡见不鲜。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国急需通过立法将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渎职犯罪写入刑法。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从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一角度着手,希望为追究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理途径。首先界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范围;其次,对责任人员的刑罚适用从主刑和附加刑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并指出其适用的依据和要求。     

论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问题

单位犯罪是和自然人犯罪相对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我国现行刑法却没有就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作出与单位犯罪相应的特别的规定。文章以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刑事处罚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为切入点,重点就完善问题提出个人的浅陋之见,以期有所裨益。     

单位自首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单位成为一类犯罪主体以后,单位犯罪能否成立自首,作为法定从宽处罚的情形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单位自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但具有法律依据,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意旨,也符合刑罚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单位自首的主体确定应具有灵活性,单位自首的效力认定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环境公害犯罪刑事责任方式之完善

我国环境公害犯罪刑事责任方式的现状是,立法规定单一薄弱、司法适用相对多元。基于环境公害犯罪特殊性、刑事责任目的、现有责任方式缺陷、中外立法对比以及司法实践探索考察,完善环境公害犯罪刑事责任方式必要且可行。立法方面,主要是改进财产刑和资格刑,配置非刑罚处理方法;司法方面,大胆适用以恢复和保护环境为目的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此外,应根据环境公害犯罪主体的不同,对自然人和单位规定和适用不同刑事责任方式。     

论单位经济犯罪

单位经济犯罪是单位犯罪的一种主要类别，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应是合法组织，实行行为具有人格化，正是由于利益的驱动性，使单位经济犯罪具有意志整体性，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单位经济犯罪的法定性，单位的分支机构和内部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为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国家机关不能成为所有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在认定单位经济犯罪时，应注意区分其与共同犯罪的界限，并准确界定其中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