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良心

什么是学术良心?学术良心首先就是从事学术研究者能够讲真话不讲假话,摒弃庸俗之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学术良心还表现在不会牺牲“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仰视权威, 而是宠辱不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学者以传布知识、钻研学术为志业,自应担当维护“学术良心”的角色。学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学术良心即他的社会良心,也是他全部人格价值的基点。如果不敢追求真知、坚持真理,甚至曲学阿世,不惜指鹿为马,他就丧失了起码的学术精神,既对不起庄重的学术,又怎谈得上无愧无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有趣叙述叙述有趣--王小波小说思维略论

当王小波的小说在台湾获奖、在海外产生影响时，大陆文坛还在水波不兴；当王小波生前为出版他的小说费尽周章时，决没想到死后他小说的火爆畅销；当王小波的小说在读者那里畅谈不休，而“圈内(作家圈内、学术圈内)”大都还保持着沉默是金：不想王小波的逝去使自身膨胀、喷发为一个现象，王小波终于不再是仅以杂文而知名、却成为以“大器晚成”的“文坛外高手”被命名的一个小说家。王小波的小说终于崛起在其杂文之上，闯入学人视野、学术话语圈，满脸既庄重又神秘的坏笑，以致人们研究它的欲望也高涨了。     

试论师生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以潘懋元先生的家庭学术沙龙为例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是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身、心、灵交流的活动。对于师生关系，60多年前，梅贻琦先生在写作《大学一解》时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如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④这里梅贻琦先生意在表明，大学要造就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由“教师导引、学生从游”营造的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以至于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周作人散文理论的生成与转换

周作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术立场的“转换”．带有明显对“他”解构和对“自己”解构的特点。即他不仅有意避开“五四”激进派对传统化所采取的二元对抗逻辑思维和简单取舍的做法,而且他自己也由早期号召新学作家“模范”外国的“美”,彻底转向复古晚明的小品,凸现晚明小品的反抗、边缘、颠覆的社会功能,重新确认现代散的精神源头。解构也是在创构中进行的．而他创构出现代散理论话语,重视在口语基础上的“杂揉调和”,注意“涩味”与“简单味”,讲究“知识”与“趣味”的“统制”,其实也是对纯粹白话语言观的“解构”。因而,这种现代散：建观念的存在,本身就是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散的理论宝库。     

叔叔高锟的人格魅力

高锟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通过他的理论而发展出的光通讯设备,瞬间传遍了整个地球。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也广为世人所知。我注意到,消息已经播发了很多天,而在香港的“高锟热”还在持续,许多报纸还在继续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高锟,人们议论的焦点从高锟在光纤方面的贡献转向了他的现状和个人性格．熟悉他的人们从记忆中挖掘这位科学巨人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期间留下的点点滴滴．在感佩他学术成就的同时,也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创新和继承--郭绍虞等人治学经验及其现实启示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经历七十余年的建设 ,正面临新的转折 ,急需重新研究开拓者的治学经验。郭绍虞愿意详照隅隙而不愿粗观衢路 ,适应了学科分工精细化的时代要求 ,校正“爱博”而芜浅的浮躁学风 ;他在史料的系统发掘中的“海底捞针”精神 ,并由此探讨文学的规律 ,他把理论批评现象放在所由产生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审视 ,借助其他学科手段考量 ,凡此种种 ,都有现实的启示意义。理论思辨性的不足 ,可能是受到传统学术习性的束缚 ,这也可作为今天的鉴戒     

试论孟子、荀子与汉代鲁学和齐学的关系——兼与王葆玹先生商榷

鲁学与齐学的异同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王葆玹先生在近著中论证的“鲁学系统始于荀子”、“齐学系统始于孟子”的新说，似乎不能成为定论。因为从开放与创新精神所体现的学风来看，荀子就近于齐而远于鲁；荀子“隆礼”也不能作为他专属于鲁学而不属于齐学的判断标准。不宜于轻言孟子“杂博”，并由此推论孟子为汉初齐学之源；孟子对齐人齐风的贬斥态度，证明他有明显的宗鲁抑齐情结，不宜将其列入齐学范畴；他只能是鲁学的代表人物。     

博士生“学术内卷”现象的本质及其时代流变

教育“内卷化”容易导向低效学习和创新停滞,博士生“学术内卷”现象主要表现为博士生在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存在一种低效、非理性的竞争,其本质是市场逻辑超越学术逻辑。论文借助场域理论分析了博士生在学术场域与其他权力场域间的位置关系、客观关系结构以及为参与绩效竞争而生成的“内卷化”行为惯习,“学术内卷”源于学术场域内外的复杂影响,在学术舞台上参与竞争的博士生面临社会加速与时间规训、数字依附与群体裹挟等多重因素挑战。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学术内卷”具有历时性,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揭示,后“内卷化”时代博士生培养路径包括形成学术工作的“慢时间场域”,探索博士生的分层次培养,最终要超越市场逻辑回归于追求真善美的学术精神,构建和谐良性的学术共同体。     

顾颉刚的学术追求

顾颉刚先生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道路,不仅体现在他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而且体现在他组织禹贡学会,辛勤地培养青年学子的活动中;而这种追求之所以受到阻碍,使顾颉刚深入彷徨,苦闷,就在于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和“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等对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论王国维对中国近代学术的三大贡献

学术界对王国维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贡献缺乏专门研究。他对中国近代学术有三大贡献：第一,他构建起“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新学术,从理论上解决了学术的中西新旧之争和学术经世与求真的矛盾,后来的学人继此而推促中国学术走上比较参证、融贯创新之路;第二,他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手段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浑然一体的娴熟运用,为近代学界树立了典范,“互证法”和“因疑得信法”影响深远;第三,他关心国运世变,以中国学术之存亡为己责,奋然兴学以图强国,这种“遗世而不忘世”的学者态度,在近代学术界极有回应。     

憨山德清对禅宗美学的贡献及其学术意义

德清的“为学三要”之说 ,成为 1 7世纪以来三教一体的名言 ,为后世僧人所尊奉的准则。他对禅宗哲学与美学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本体范畴“禅”(心 )的深入探讨与明确论述。而他毕生实践 ,则是以三教一体的心性说为指南 ,以禅家心法遍注儒、道、释三家经典 ,对禅宗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释 ,在中国禅宗思想史及其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浅谈王国维治史

王国维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国学大师，尤其以史学成就为盛，这与他以学术为性命，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无中西、学无古今、提倡“二重证据法”治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郭沫若称之为“新史学的开山”。     

“四化论”严重干扰了大学学报使命的履行

“大学学报使命”这个根本性、灵魂性的问题,在学报“四化”（专业化、数字化、去同质化和特色化）论看来好像时过境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学报“四化论”严重干扰了大学学报使命的履行。学报究竟是专业化还是综合化,取决于主办者学术平台的情况,不以学报编辑意志为转移;而学报数字化课题应属于IT行业的、自然科学的问题,不是学报编辑的分内事;学报“去同质化”显然荒唐,因为学术追求的是真理,而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的共同的、本质规律的认识,是普遍的、共性的结论,这是难以避免“同质化”的,学术探索如此,其成果展示的载体--学报就没有理由“去同质化”;学报特色化则与去同质化如出一辙。学报“四化”论的本质就是鼓励各家学报不遗余力、无序地在国内拼抢有限的学术资源--稿源,其本质是朝三暮四,它不可能使国家科学、文化、技术成果总体上得到质的升华和量的增加。因此,科研本末不能倒置,学术也不以编辑意志为转移;大学学报仅是学术成果展示的平台,应当回归本位,依附于各自的学术平台,履行学报应有的使命。     

学院识别及大学学术结构模式粗探

我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贾志兰在他的学位论文《大学模式的研究》中提出:“模式,是指事物的标准形式,或指可以参考的某种标准。”大学的模式,“粗略的分类,它可以包括内在模式和外在模式。内在模式可以指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软件’,外在模式是指大学的各种结构。结构的含义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指大学的‘硬件’,如教学大楼、实验场地等……,也可以包括行政结构、学术结构、情报信息结构等等。”由此可见,本文探讨的大学学术结构模     

试论青年毛泽东的学术渊源

毛泽东不是出身于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他少年时期所求得的知识,是冲破父亲保守封闭的文化氛围,刻苦自学取得的。他自幼熟读“经书”,但并不喜欢它,却贪婪地阅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并对其中“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这样一个既平常又深奥的问题进行哲理探索。后来他学习了“新学”,“便无心读古文”,从而萌芽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他虽然受到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的影响,但在其学术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近代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和杨昌济的影响。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更大。毛泽东是由“汇百家之说”而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     

略论孔子的学术诚信思想

儒家诚信思想史上,最早从学术的角度厘清诚信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功能的首推孔子。他认为,作为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士”,在学术活动中应该遵循“诚”的理念,言行要有气节,敢于“杀身以成仁”;治学应踏实,善于“质直而好义”;学术实践应一丝不苟,力尽“考究真伪”;学术评价应客观公正,力避毁誉过度。     

试论青年毛泽东的学术渊源

毛泽东不是出身于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他少年时期所求得的知识,是冲破父亲保守封闭的文化氛围,刻苦自学取得的。他自幼熟读“经书”,但并不喜欢它,却贪婪地阅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并对其中“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这样一个既平常又深奥的问题进行哲理探索。后来他学习了“新学”,“便无心读古文”,从而萌芽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他虽然受到王船山、黄宗羲、颐炎武和颜元的影响,但在其学术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近代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和杨昌济的影响。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更大。毛泽东是由“汇百家之说”而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     

梅贻琦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梅贻琦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思想家。他在任清华大学校长和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教师在提高办学水平中的作用,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从“大师论”出发,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他实施“民主治校”,“教授治校”;他积极倡导“通才教育”,并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治校准则之一。他的上述思想和举措,大大提高了30年代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并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蜚声中外的大师级杰出人才。     

戴震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乾嘉汉字的治学宗旨是由字，音韵，训诂，考据人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名的学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字，音韵，训诂，考证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学说，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成为为数不多的既讲考据，又有思想的汉学家之一。但是，探寻戴震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可以看到，其起点是“我注六经”，终点却是“六经注我”。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格，一方面反映出戴学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观照出汉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略谈中国的书院文化

通过追溯中国书院文化的起源与流变,揭示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孔子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书院开始于唐代,其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二是作读书休闲之用。宋代书院伴随着理学的产生而兴盛,南宋朱熹所到之处,则以创建兴复书院为首务,他以自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文本的人文教育）,其次,书院也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以及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书院制度还随着理学向东亚国家的传播而播迁到韩国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