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古代铜工业的兴盛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铜的国家之一。在夏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大量采冶和铸造青铜,创造了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北宋时期的胆铜法,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湿法冶金,其冶炼技术曾处于领先地位。元明时期,我国的铜产量居世界前列。在这悠久辉煌的历史中,华东皖南以铜陵、南陵为中心的铜工业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著名的产铜基地之一。 皖南作为古铜采冶的重要基地,已屡见史     

唐宋诗人笔下的皖南铜矿冶铸业

唐宋时期,皖南地区梅根冶、永丰监是全国闻名的铜冶和铸钱中心,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梅尧臣、苏东坡等游览或途经皖南时都曾留下赞美铜矿采冶,歌颂冶炼工人的诗篇,透露了皖南铜的有关信息,弥补了文献的不足。     

康熙年间云南铜矿开采政策试探

云南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康熙时,随着云南并入清国疆域,其铜矿的开采经历了萌芽、起步及初步发展三阶段。云南的铜政也先后有两次较大程度的调整,它经历了由“听民开采”再到“放本收铜”的发展过程,而这种转变根本原因由清廷对铜产品的需要和控制所决定。     

铜绿山遗址公园景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

文章结合铜绿山地质勘探资料、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等,对铜绿山矿产成因时代、古代矿区原始地貌和生态环境进行了复原探讨,并通过分析古代和现代采冶活动对铜绿山矿区原生地貌、自然环境产生的严重影响,提出了当前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区开展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建设与环境修复相协调的建设思路。     

铜官山印迹

<正>“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我所在的城市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素有“中国古铜都”之称。作为重要古采冶地的铜官山,有着千年的骄傲与荣光,是这座城市的工业脊梁,更是无可取代的城市地标。从我家附近的笔架山西麓的广场登上山脊,再沿着东南边的小路缓缓而下,就会看见一片新颖别致的建筑群,这就是铜官山1978文创园。     

铜绿山与盘龙城及中国早期青铜文明之关系

以铜绿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古矿冶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资源最迟于商代即得到开采、冶炼,历两周至秦汉,前后延续有一千多年,几乎伴随着中国青铜文明的整个历程。盘龙城遗址是商王室统治南方的区域中心,除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之外,还起着获取南方丰富的矿料资源,并以此作为加工、中转基地,不断输往中原商王室的重要职能;盘龙城商文化的兴起、发展,与铜绿山等地铜矿资源的采冶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对以往铜绿山发现的古代露采坑、地下井巷支护、出土青铜工具、陶器及铅同位素示踪、碳十四测年等遗存和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疏理,对比分析了近10年来周边地区的先秦考古资料后认为,铜绿山古代铜矿的开采程序是由先露采发展为地下开采;地下井巷开采技术大概始于商代中期或中期晚段,历经西周、春秋战国,延至汉代,后世袭之;进而判定Ⅺ、Ⅰ、Ⅱ号矿体的古代露天采场（坑）的肇始年代不晚于夏代早期,铜绿山可能为江南古铜矿开采的源头之一。     

基于GEM模型的铜陵铜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实证研究

主要运用GEM模型构建铜陵铜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通过调查问卷、AHP法等对数据进行判断分析,定量评价铜陵铜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找出其薄弱环节,认为铜陵铜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是企业的机构、战略和竞争、相关辅助行业得分较低,集群竞争力水平还亟待提高.     

清代四川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转移的考察

在四川铜矿开采过程中,清政府高度垄断铜矿的生产经营过程,以低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一倍以上的价格收购矿铜,调拨于宝川局作为铸钱原材料.低价矿铜用于铸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形成了高额的铸钱利润.宝川局高额铸钱利润的获得,实际上是清政府对铜矿垄断经营的结果,即铜矿的垄断利润经过铜钱的生产过程曲折地表现出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对矿民残酷的压榨与剥削.     

曾侯乙墓编钟与古矿冶青铜文化的关联性

文章通过对曾侯乙墓编钟在中国古代艺术与科技的成就的阐述,从曾侯乙墓编钟与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是铜录山古铜矿在我国先秦青铜文化发展中的贡献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两宋汀州矿冶业比较研究

矿冶业在宋代汀州的产业结构中占居重要地位。汀州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一定规模的矿业开发,北宋汀州矿业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元丰前是汀州矿业开发的兴盛期,首要原因在于大批北方流民进入汀州,人稠地狭,不得不从土地资源之外寻求新的经济来源,丰富的矿藏资源为其提供了绝好的物质基础。因而北宋汀州矿冶业成为支柱产业。但从仁宗朝开始就已经出现兴废不常的现象,南宋时汀州矿冶业处于没落阶段,失去支柱产业地位。     

唐史研究中所涉及高句丽史事研究综述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史承上启下社会大变迁的转折点。对于唐史的研究,国内外学界一直予以高度关注,20世纪以降已具有世界性规模。作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高句丽史,在整个唐史研究中也长期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对建国以来唐史研究中所涉及高句丽史事研究作一简要的归纳,阐明高句丽政权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不容置疑性。     

国外学者对宋代历史的描述

与大陆学界对宋代历史评价长期流行的＂积贫积弱＂说相反,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众多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却对宋代历史给予极高评价。在国外学者眼里,宋代政治之成熟,尤其是经济之昌盛,思想文化之繁荣,科技之发达,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宋代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明昌盛的黄金阶段,而且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和辉煌的历史时期。     

唐集唐注考

在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史上,以宋集宋注及宋集明清注为视域的本朝人注本朝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而唐集唐注似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空隙”。初步考证出张庭芳注李峤诗、李绅注元稹诗文、郗昂注张鹜诗文、司空图注卢献卿诗文等7种唐人注唐诗文,发现它们还处在古典注释学的原初形态上,其注释学方法还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文注释学,没有在中国古典注释学史上造成很大的影响,顶多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注释学现象。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长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盛唐,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安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时期,长安意象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蕴。宋词中的长安意象,更显得萧索冷清、哀婉凄凉,从而反映出宋代的社会状况和宋人的精神风貌,寄寓词人政治失意的苦闷和对都城的怀念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长安在宋代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宋人对国家、社会的某些寄托和希望。     

中国古代养象机构沿革考

中国宫廷养象历史悠久,但宋代之前没有专门的官方养象机构。宋代始设的养象所,隶属太仆寺。此后元、明、清各代均沿袭设置类似机构,但机构名称、职责范围和所属机构时有变更。养象机构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直接产物,对于该机构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中国古代铜呈色釉的工艺发展——从钧窑铜红釉谈起

中国古代陶瓷工业的铜呈色发展史经历了唐以前的低温氧化气氛下的铜绿釉到宋以后高温还原气氛下的铜红釉两大阶段。宋代河南禹州钧窑铜红釉的烧成是瓷釉铜呈色工艺达到成熟的表现,并且改变了以往只有青釉、白釉、黑釉等单色釉的单调局面,将中国的制瓷业带入到色彩斑斓的新时代,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对后世瓷器生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诗经》中的尚贤思想

《诗经》作为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周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其中对“尚贤”思想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兴衰、君王的昏庸与贤达、仁人志士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及奸佞小人误国误民的可憎面目等等.这些记录,深刻而又令人深思,为后世统治者和骚人墨客所景仰,是古今治国的灵魂,尤其是对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宝贵的借鉴价值.     

元代瑞州路蒙山银场的生产和管理

瑞州蒙山银场历宋、元、明三朝,其在元代设立提举司的时间达41年,开采超过66年。蒙山冶户负担沉重,后期多逃亡;银场原料前期和买自周边,后由银场自购;工本有冶户免纳的税粮、官府直接拨付的工本和炼银副产品折价三种形式;生产有修坑、取矿、炼银、铸锭诸程序;其课额长期维持在700锭的高位,但丰产期不长。银场初由瑞州路管领,至大元年拨隶徽政院,泰定二年以后复归瑞州路。银场提举司为从五品衙门,贪污严重。在元代矿业资料相对较少的背景下,研究该银场有助于了解元代矿业的生产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