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探析

通过对现行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失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分析,提出了通过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量、完善政府支持农业资金的管理机制、增加支持农业的新形式、理清不同层级政府间责权关系并精简机构等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形成.     

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的规律性探索及启示

城乡教育关系是指政府在对待和处理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问题时所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城乡教育关系制度有着自身的变迁规律,它是由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教育利益主体的互动共同决定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的诱因,教育利益主体的互动是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的直接推动力。在教育利益主体的互动当中,政府是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社会与个人是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城乡教育关系的变迁规律,对当前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供给的变迁逻辑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隐匿着供需关系的变迁。高等教育供给经历了以调整重 建为抓手的恢复供给、以启动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初步供给、以扩张规模为重点的全面供给、以发展内涵为目标的规范供给四个阶段,体现出供给理念从工具价值优先到基于本体价值的融通、供给主体关系从政府主要供给走向多元主体共存互生、实际提供能力由扩大体量的外延式供给到完善体制的内涵式供给、政府协调服务品质从教育管理下的无限政府到教育治理下的宏观指导、学校运行水平由泛行政化的实践逻辑到制度化的学校自治五个方面的变迁逻辑。高等教育供给只有坚持两种价值交相辉映的高等教育供给理念,构建多元主体互生共赢的高等教育供给格局,形成公平而有质量的高等教育供给品质,彰显勇于创新、富有活力的高等学校供给能力,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对更美好的高等教育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义务教育供给的制度分析（1978-2001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它是政府、社会与受教育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的博弈导致城乡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从社会在城乡义务教育供给当中扮演的角色来看,由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城乡社会力量办学“摊派与营利”的不同表现。从受教育者对城乡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引起公民对义务教育需求的变化,使受教育者的交费方式发生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改变。其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均衡原理,对当前我国所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制度变迁研究述评——基于供给主体发展变化的视角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问题日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研究高等教育服务供给制度的变迁,有利于从宏观把握高等教育服务供给的发展脉络,有利于认清现存的问题。国外研究者主要从“失灵”和“效率”两个维度对高等教育服务供给主体进行了研究,而国内研究者主要从教育服务的性质和有效供给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服务的供给进行研究。     

高职教育发展中的矛盾关系——制度变迁的视角

我国高职教育面临四组矛盾:办学定位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矛盾;价值取向上,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行为逻辑上,市场主导与行政主导的矛盾;办学路径上,传统大学差异化发展与去差异化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制度滞后于数量扩张造成的。因此,应突破传统精英高等教育制度框架,建立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以适应高职教育的发展。同时,根据高职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处理这些矛盾关系。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进与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演进可大致划分为萌芽、过渡、形成和延续四个时期，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不同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特点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模式具有直接相关性。同时，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延续，其缺陷表现在：制度内供给不足、制度外供给主体缺失、供给与需求脱节等矛盾。据此，提出了对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关系的思考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当前正在兴起的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提出的背景不同,改革的内容不同,改革的具体方式不同,但两者都是综合性的改革,都采用统筹的策略,两次改革的终极目标趋于一致。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与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应相互衔接,共同推动我国农村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     

农村中学班主任专业化建设探析——基于城乡教育一体化视角

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背景下,农村中学迫切需要推进班主任专业化建设。农村中学班主任专业化建设面临重重障碍,突出表现在:班主任工作任务多,压力大;学校对班主任重使用,轻培养,少培训;班主任自身素质偏低,学习意识不强,管理水平不高等。要提升农村中学班主任专业化水平,需要:减负减压,以外部激励提升班主任专业化水平;加强专业培训,以先进理念提升班主任专业化水平;参与学习型组织,以自我修炼提升班主任专业化水平。     

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制度供给存在利益相关者缺位、供给主体单一、缺乏内生型自下而上的制度、制度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供给方式变革,建立多中心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供给方式;健全落实农村职业教育的规范制度、支持制度、激励制度、协调制度、监督制度,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两次转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城乡关系,是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为实施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而演变的,是典型的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阶段.1978年以后,城乡关系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变革:第一次发生于1978-2002年间,国家改变了为提取农业剩余而过度干预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和限制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调整了城乡关系,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农民不仅通过为城市提供低价的农业产品、资源和劳动力支持了城市的发展,而且还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第二次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统筹城乡发展政策,使得城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制度创新

从公共产品的内涵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短缺原因,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管理监督不力等问题,提出了建立公共品需求表达机制、决策机制、供给来源、供给监督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和对策。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

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现实短板是农村发展,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视域,构筑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驱动城乡共同富裕发展的机理架构,并检视了农村不同层次公共服务的低质量供给掣肘城乡共同富裕发展的现实镜像,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城乡共同富裕蕴含着“城乡”“共同”“富裕”三重战略内涵及目标,应以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以数字化治理为手段,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性、保障性和发展性三层次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打造城乡共同富裕之“一体三翼”实现路径。     

统筹城乡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产品供给

农村教育是农村人才资源开发、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的负荷体,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却面临着产品供给不足、供求结构不良的双重困境等问题,农村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难以承担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重任.因而,必须在认清农村基础教育目的的基础上,从财政支付结构、教育体制建设、城乡协作发展等方面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构

农村公共产品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缺乏资金自我筹措机制,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为突破困境,必须重建由各级政府和私人部门及农民等多元主体组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统筹发展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

中国现行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迫切需要统筹改革。当前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和调整供给项目、适时控制供给水平;农村公共品供给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总体供给水平。     

教育制度改革与城乡教育一体化——打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制度瓶颈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决定了相关制度改革的边界。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制度改革主要围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展开,其中基础教育是重点,义务教育是重中之重。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需要改革的教育制度包括学生培养制度、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教育人事制度、教育投入制度、入学招生制度、办学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等方面。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是城乡教育公平,城乡教育公平分为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不同性质的教育公平对于相关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不同要求。     

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探析

自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对教育中介组织的制度需求日益迫切。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我国教育中介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但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究其原因是相关的制度供给不足。要促进我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必须大力增加相关制度供给,包括理清政府部门与教育中介组织的关系,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健全监督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