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文的美”到“文字的画”——论艾青的诗美建构及其探索实践

与新月诗人一样,艾青对于现代新诗的诗美建构贡献巨大。他以诗的散文美建设为契机,为新诗带来亲切、自然、生动、新鲜的口语美的个性化语言;也带来错落有致、交互变化样态的具有真正的非格律化倾向与自由化倾向的自由诗旨趣的诗的散文美。他的绘画经历及其艺术家主体修养,使他给新诗带来色彩的美、意象的美、意境的美,把古典诗歌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造机趣赋予了新诗,从而使他的新诗达至文字的画的境界。在这些诗美探索的基点与高点上,艾青创作出了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和《我爱这土地》等具有了精工品格的自由体诗,把胡适、郭沫若以来的自由体推向了成熟,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郭沫若传记、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郭沫若全部创作的最高昂的主旋律。五四时代,他就把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怀念,进发为诗人灵感的火花,以《女神》唱出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深情的歌;四十年代,他又以历史剧,表现了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解放后,他又赞美祖国的新貌,赞美祖国的新人新事,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领袖。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郭沫若传记文学的主线。郭沫若通过对自己生活思想经历的叙述描写,写出了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战斗历程,写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     

郭沫若与外国诗人比较研究二题

郭沫若在“诗的觉醒期”曾先后接受过美国诗人朗费罗、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诗人海涅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有深有浅,而且往往表现为“单体影响”或“综合影响”的形态。无论“单体影响”还是“综合影响”都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而“综合影响”又是以“单体影响”为基础的。通过“单体影响”与平行比较、“综合影响”与交叉比较两个视角、两种方法的考察,既可见出郭沫若在“诗的觉醒期”所接受的外国诗人的影响,又可论定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独特创造。     

论《孤竹君之二子》的“返于自然”说——郭沫若研究札记之一

1922年11月23日,郭沫若的独幕剧《孤竹君之二子》写讫。此剧载1923年2月上旬《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初收入同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星空》。这部作品发表后,我国早期共产党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邓中夏曾批评它“命意”不好(《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但这“命意”何所指?邓中夏并未作具体说明。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说:五四运动以后几年间,他在政治上“有些比较进步的想法,”如认为“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积极的流血手段,”而     

浅谈郭沫若与徐志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特色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中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文章从他们创作的承继与连贯,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创作特色的比较展示了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以及诗人对新诗繁荣的影响与推动。     

谈所谓“××现象”及“郭沫若现象”的“偏至”——纪念郭沫若诞辰110周年

80年代出现的所谓“思想进步,艺术退步”是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带有“偏至”性的“普遍化現象”的批评,是一种“偏至”批评。对被指责的所谓“老舍现象”、“茅盾现象”有其片面性。对被重点指责的所谓“郭沫若现象”,作者认为应根据广义的“诗学”原则认识郭沫若创作发展,他不仅在初期以诗歌《女神》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而且在中后期又以历史剧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对其中后期诗歌也应实事求是评价。     

郭沫若诗歌教学探讨

郭沫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渊博的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和甲骨文研究方面自成一派。就文学领域而言,凡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传记以及理论批评,郭沫若都元所不能,其中尤以诗歌和历史剧创作的影响最为巨大,尤其是其代表作《女神》享誉中外文坛。     

现代汉语虚词与郭沫若《女神》的节奏特征

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注重“内在律”的情绪节奏实践,在大量语气助词、副词、介词结构对应中的排比重叠应用,实现了情绪节奏与语义节奏的互动;以虚词的合理使用构成自由灵活式、圆融平衡式和回旋递进式的语形节奏,推进了情绪节奏的放纵与收敛;形成诗句轻重音和声调、语调的变化,虚词的反复及押韵,构成了现代的韵律节奏。《女神》以大量虚词调适语音节奏的急缓、停延、长短、高低等要素,与情绪节奏、语义节奏、语形节奏等互动,打破了传统诗歌固定的格律形式,形成多元开放的现代节奏新形态。     

郭沫若:现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创造者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书法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当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的书法、书论及书法文化活动,都是其文化创造行为的具体体现,并构成“沫若文化”现象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诗及历史剧甚至在治学方面,郭沫若均曾出现了“江淹现象”,但他后期在现代书法文化追求和创造上却有着长足进展,并与其旧体诗词、联语的创作交相辉映。在“新国学”视野下整合学术文化并重估旧体文艺的价值与地位,确有重估郭沫若的必要。     

对郭沫若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初步探讨

郭沫若对神话传说的研究是从二十年代初期就开始的。当时,在紧张的革命文化活动中,他一方面积极从中外神话传说中吸取创作营养,熔铸出《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一首首革命浪漫主义的不朽诗篇,另方面重视神话问题的研究,发表了《神话的世界》等有价值的专门论文。一九二八年,他第一个把马克思论及神话问题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译为中文,同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对我国神话传说中有关问题多有精辟的考释。一九三○年,郭沫若写成著名     

表现自我:郭沫若早期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功能

我并不想把郭沫若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置于他的诗歌和历史剧之上,因为这不是事实,自然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但是在对郭沫若小说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观念与作品实际以至作家的审美追求“错位”的现象,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再现论”的小说创作论来评价以“表现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小说创作;以传统的叙事型的小说模式来要求现代散文化的抒情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浪漫主义的作品。其结果,不但压根儿抹煞了郭沫若抒情小说的基本功能和艺术特征,而且更甚者还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郭沫若的笔太直,不曲,所以他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     

从优美亲切到豁达质朴——论郭沫若文艺性散文风格之流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是丰富而博杂的。他的文学创作除了诗歌和历史剧,还有大量的散文创作。以往人们对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和以倔原》为代表的历史剧的评论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郭沫若散文的研究却一直局限于单篇赏析、部分作品赏析或对整体创作的综述,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

一九六○年郭沫若同志创作历史话剧《武则天》,一九六二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把《我怎样写武则天》、《重要资料十四则》、《诗五首》、《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作为附录。这些附录是对历史上的武则天作研究的。历史剧应如何写我是外行,当时只觉得《武则天》这个剧本在艺术上是高水平之作。至于对历史上的武则天,郭沫若同志所作的研究似难令人满意。当时由于其他原因不曾撰文和郭沫若同志商榷。现在,武则天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重新引起争论,《武则天》剧本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因此我也想把自己的看法如实写出来,供研究历史的同志以及对评价武则天有兴趣的同志考虑。     

概念隐喻视角下郭沫若诗歌语篇连贯性分析——以《凤凰涅槃》为例

本文运用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郭沫若《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和郭沫若使用这些隐喻的用意,认为隐喻在诗歌语篇连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郭沫若妙语联句

郭沫若小时候,一次和同学一起偷吃了和尚庙里的桃子,被老师发现,老师在对学生大加训斥之后说:“我出一上联,能对出下联者,免罚。”他出的上联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略一思索,马上写出下联:“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老师看了很高兴,认定郭沫若日后必是奇才。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普陀山游览,途中拾到一个笔记本,见扉页上有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观

“五四”前后发生的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是一场曾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刻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论争中,郭沫若先后写了《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太戈尔来华的我见》、《论诗》等多篇论文,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西方近代文化及新文化的建设等问题作了不少重要论述,见解独到,不同凡响,不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巨大反响,就是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对“五四”前后这场论战进行历史的反思,探讨郭沫若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建树,很有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试论郭沫若历史小说的创作艺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巨人鲁迅和郭沫若几乎在相同的时间,不约而同地都写过一些历史小说。鲁迅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历时十三年,先后写了八篇历史小说,名曰:《故事新编》。这些作品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自选集·自序》)。鲁迅对历史题材,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故事新编·序言》)。为了突出其针砭现实、讽刺世俗的意义,鲁迅还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引入历史题材,并称它为“油滑之处”(同上)。这些鲜明的特点构成了鲁迅的历史小说前后一致的、新颖独创的艺术风格。郭沫若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同样经过十三年的时间,先后写了九篇历史小说,后收在《沫若文集》第五卷中。他曾经说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     

略论《女神》的社会主义倾向

《女神》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纪念碑式的新诗集.她是郭沫若在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火山爆发似的革命激情的结晶,是“五四”新文学最早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倾向的诗篇.     

决不仅仅为了“翻案”——对建国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再认识

郭沫若的历史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早已为世人瞩目.从五·四时期的诗剧《女神之再生》到建国后的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几乎每一部剧作的发表演出,都能引起那一时期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学术评论界的重视.几十年来,对郭沫若历史剧及其史剧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史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给郭老的历史剧以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但是在读了几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一些研究论著后,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而又十分不协调的现象:不论文学史家,还是评论研究者,在论述郭老建国     

《落叶》、《叶罗提之墓》之琐谈

以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著称于世的郭沫若曾给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化财富。尤其他早年留学日本时期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和他后来抗战暴发后所写的六大史剧以及浩瀚的文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