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论析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劳动是幸福的源泉,道德是幸福的前提,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这种科学的幸福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追求幸福指明了方向.     

试述道德教育与幸福教育及其相互关系

幸福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主要是以培养创造幸福、拥有幸福的人为目标.本文主要论述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教育与幸福教育的关系,认为道德可以成就个体幸福,道德与幸福密不可分,道德教育与幸福教育紧密相连,道德教育与幸福教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互相依存的,共同促进个体的发展和完善.     

实现人民幸福需要道德建设的支撑

本文认为幸福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精神上的幸福,即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目标和期望的实现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指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关的有利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为幸福的双重内涵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同时,幸福中国的实现需要道德建设的有力支撑.在中国,遵守社会道德与实现个人幸福在总体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助于提供公平、有序的道德环境.将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有力的保障.     

荣辱观对于幸福的意义

“荣辱”作为一对道德范畴,它所包含的既有道德评价又有道德体现,同时还有对道德行为的导引。以“八荣八耻”为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胡锦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辱观既是当代人幸福之必要,又是当代人幸福之可能,还是当代人幸福之保证。     

试析师爱在儿童幸福中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

师爱出自责任,源于道德,充满理性,在儿童幸福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师爱是儿童幸福的必然需要.是儿童幸福的必要条件,更是儿童幸福的必备要素。教师应以师爱为媒介,引领儿童发现幸福;以师爱为助力.促进儿童表达幸福;以师爱为主导,助推儿童享受幸福;以师爱为平台.启迪儿童追求幸福。     

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探析

追求幸福是人类亘古不息的话题.密尔的幸福观奠基于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之上,其功利主义幸福观主张个人幸福要与社会幸福相统一,注重物质生活中的精神快乐,并将美德渗入其中,强调一种美德幸福.他的幸福现对当代美丽中国幸福观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幸福广东建设的道德理路

幸福广东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经济理路、政治理路等不同选择,但道德理路可以提供不同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因此,充分考量道德与幸福的内在关联,并籍此找寻民众幸福感建构的道德理路,是幸福广东建设的当然选择.     

康德之“德福一致”观点探析

康德认为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在道德和幸福关系问题上的争论陷入了二律悖反,于是从"至善"入手,试图将道德与幸福在超验世界统一起来,以此来论证德行为和幸福关系的真理性.康德之"德福一致"观点认为,在实践领域,道德和幸福是统一的,是至善--完满的善.康德所言之至善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并非渺不可及,对于人类而言是有其现实可能性的.     

论穆勒的幸福观

作为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代表人物,穆勒的道德学说影响深广,尤其是他将有质和量的差别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作为道德原则,为功利主义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伦理的设计目标和最终标准果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吗？从对幸福的界定、快乐的质和量的关系、美德与幸福的关系、道德判断的标准以及道德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角度对穆勒的道德观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对于“什么是幸福”这个永恒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     

论康德的幸福观

在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研究中,其幸福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主题.康德充分承认人的感性幸福追求的正当性,又在道德标准问题上排斥幸福原则,以保证道德的真纯.在德福关系问题上,康德将德福统一于至善中,认为人只要按道德律行事,就可以希望拥有与之相配的幸福.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作为受经济基础制约而又有其巨大的相对独立性的上层建筑 ,道德也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评价当前道德状况和如何建设新道德的问题。作者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和道德、制度和道德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 ,高扬自由人幸福的道德自律生活 ,分析了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双重影响 ,驳斥了代价论等错误观点 ,从而提出了有别于一般“制度说”的新制度说 ,以制度为中心的道德建设三步曲的建设方案理论     

论道德信仰及其意义

信仰化是道德的高级存在方式。道德信仰是人们基于对道德于人的生存发展的价值的认识产生的对道德的崇信,并以此设定人生目标的特殊情感。社会主义道德的人民大众利益基础、道德对个体与社会所具有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双重意义是道德得以被人们所信仰的深刻基础。     

“发乎情,止乎礼义”——先秦儒家“食色”观述略以及陶渊明的形象表达

＂饮食男女＂是当今社会普遍喜谈的话题,也是我国古代儒家十分重视的问题。先秦儒学从来没有否定过男女之间性爱需求的合理存在性,只不过他们把人的这一需求定位于生物学层次而已。与此同时,先秦儒学还提倡用德行礼教来规范、节制＂食色＂,使其不至于放任自流。《毛诗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传统儒家＂食色＂观的精炼表述。陶渊明《闲情赋》则是传统儒家＂食色＂观的形象体现。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幸福观概念的全新呈现

幸福无疑是人类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长期以来,东西方由于地域、传统文化的存异性对幸福观语义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在当前创建和谐社会的时期,如何从理论的溯源上指导人民群众享有幸福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从历史的维度上剖析,传统文化视野中对于幸福观的解读是有失偏颇的。唯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解读,从以人为本的理念棱镜中透析,才能科学地诠释幸福观的内在意蕴。     

自然道德及其演进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道德是逐步演进的。自然道德的特性是本能的共同感受,适应于小群体的生活方式,并由此而演化出具有抽象特性的道德准则,适应于大群体的生活方式。自然道德的演进过程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试论朱熹《论语集注》对德的阐述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德是探究内在心性的结果,他将德界定为一个经验性的道德本体。他认为仁既是德的体现,又是实现德的前提,德推动着人们去体验和实践仁。朱熹对德的阐述揭示了仁的本原,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更有效的规范,这体现出他在理学思想体系内对传统儒学的革新。     

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困境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 ,建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他建构的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理论中 ,存在着两个困境 ,一是不顾法律、经济、人民在道德中的作用 ,孤立地建构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道德 ;二是其建构的新道德无法按照其所设计的从“衣食住行”中得以体现。这两个困境必然使得新生活运动走向失败的命运 ,也决定了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诗经》征战诗中的生命价值观(下)

先秦时代 ,战争被视为“国之大事” ,它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每根神经 ,震撼着人们的灵魂。在历代王朝的兴衰过程中 ,人们的生命活动总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战争 ,由此导演出人世间无数悲欢离合的悲喜剧。人们一旦身处战争活动之中 ,势必面临死亡的威胁 ,不能不考虑和关心生命价值的问题 ,这在《诗经》征战诗中也有反映和透露。本文在论及征战诗内容的同时 ,着重对其中涉及生命价值观的某些表现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诸如 :人的生命价值的天然性、延续性和递升性 ,人的生命价值的政治化倾向、伦理化倾向 ,以及形成征战诗中生命价值观的各种原因等     

《诗经》征战诗中的生命价值观(上)

先秦时代,战争被视为“国之大事”,它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每根神经,震憾着人们的灵魂。在历代王朝的兴衰过程中,人们的生命活动总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战争。由此导演出人世间无数悲欢离合的悲喜剧。人们一旦身处战争活动之中,势必面临死亡的威胁,不能不考虑和关心生命价值的问题,这在《诗经》征战诗中也有反映和透露。本文在论及征战诗内容的同时,着重对其中涉及生命价值观的某些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诸如：人的生命价值的天然性、延续性和递升性,人的生命价值的政治倾向、伦理化倾向,以及形成征战诗中生命价值观的各种原因等。     

康德哲学重心侧记

有关康德哲学的重心问题，有人认为主要倾向在认识论方面。本文则从康德的“实践理性优先”理论出发，推出道德高于知识；并串联起康德“人是目的”的思想，指出康德哲学的重心实际上在于研究人的行为道德规范，做到意志自律，即做个道德的人。并由此对当前的世界秩序提出道德方面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