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论安庆内军械所的历史地位

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起点。它汇聚了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力,开始了从外购船炮向自制船炮的重大转折,在物质技术层面上,完成了由“师夷智造炮制船”的理性选择向文化重构实践的飞跃,成为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开路先锋。其历史地位不可磨灭     

奕(訢)与中国外交近代化

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过程中,恭亲王奕訢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本文从近代外交机构的正式确立、外交观念的转变、外交体制的更新及外交人材的培养几方面加以论述,对奕訢在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期人们在辛酉政变、洋务运动之外对奕訢有一个多角度多侧面的认识。     

安庆内军械所为何加一“内”字?

19世纪60—9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从60年代开始,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中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是由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简称内军械所。但这座标志性的军工企业的名称,却很令人费解:为什么要在其中加一个内字呢?后来的军事工业,如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并没有这种现象。     

“阿思本舰队”与英国的侵华政策

1861年清政府决定向英国购买船炮,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筹办新式海军,与外国侵略者的怂恿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怂恿清政府向外国购买舰船建立海军的英国侵略者,是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和英使馆参赞威妥玛。总理衙门后来在致威妥玛函中曾回顾说:“中国购买轮船一事,从前中国举办之初,原因两国既经和好,卜大臣时思为中国设法平贼,贵参赞又尝谓中国非创立新法,不足挽回从前之积习,因而本衙门与赫税司议及外国轮船。”1861年春,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李     

奕訢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奕訢(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1861年任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訢是晚清朝廷中位重资深的重要人物,在他当政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客观上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     

安庆内军械所的产品和地点再析

前不久拜读了《安徽史学》1992年第四期刊登的《安庆内军械所——近代兵工业的起点》一文,很受启发,但对该文所说的“内军械所”的产品和地点问题,有些不同看法。 “内军械所”产品再析 该文认为,“安庆内军械所”只试制蒸汽机和小轮船,并不试制洋军火和枪炮等,其文中十分肯定地说: “生产军火的三局一所的分工是明确的;火药局生产炸炮、火药,子弹局生产炮弹、群子,内军械所制造轮船,枪炮局制造劈山     

论晚清皇族的改革意识———以奕訢为中心的探究

自《北京条约》以后,以奕訢为首的地主开明派逐渐改变了对西方列强的看法。奕訢的改革意识经历了一个从练兵到制器,最后到人才培养的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进化过程。为了保证改革实践能够顺利进行,他们对内追求自强,对外力保和局,争取改革自强以求御辱。奕訢的改革意识的形成和实践在客观上是符合中国近代化趋势,顺应历史潮流的。     

简论中法战争前的奕訢

恭亲王奕訢是晚清政坛中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洋务派在中央的领导者。本文就他在中法战争前的思想、活动作一考察。从奕訢的外交思想看，有一个形成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惨败于外国侵略者的无情事实和统治阶级中强烈的议和呼声，给了奕訢很大触动，使他日益感到用外交手段谋求缓和，以暂时保全大局的必要性。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革命猛烈震撼了清朝封建统治。面对严酷的现实，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的思想指导下，他作出了先除“内患”的抉择，想通过与外国暂时和好，集中力量剿灭农民起义，从对外抗战的立场转向了主和。…     

“阿思本舰队”糜费考辨

“阿思本舰队”事件是中国近代海军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清政府在这次事件中耗费了巨大的银额。关于这个问题,史界对它的估算历来莫衷一是。本文依据有关档案资料,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的考察,以求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并透过这个数字认识英帝国主义侵华的实质。 (一) 要弄清阿思本舰队究竟耗费清政府多少银两,首先必须查实清政府筹建舰队时动拨的银两数。据笔者所考,这笔款数包括三次拨款、轮船月费、遣回经费和零税银等。第一项:三次拨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了更多的特取。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廷元气大衰,这势必不利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为了把清政府变成自己驯服的工具,以便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列强感到有必要扶一扶清政府。1861年秋,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恭亲王奕訢提出购买外国轮船,建立新式海军以便从     

略论文祥

一、洋务运动史研究中一个不应忽略的人物洋务运动史研究中,重要而尚无专文论及的洋务派人物还有不少,文祥便是其中的一个.洋务运动期间;他与奕訢、桂良结合在一起,成为洋务派在清朝中央的首领人物之一.若将文祥与奕訢、桂良稍作比较,不难看出他们三人在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想通过搞洋务,以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之目的.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有关"洋务新政"的主张,不少都是他们三人或文祥与奕訢二人联名所提.他们三人又有三点不同:     

军国民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我国早期学校体育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从日本引进了体操一词,它的本义是“身体的操练”。1922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正式把“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从此,我国沿用了“体育”这个名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防止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中以奕沂、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购买外国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建立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就是盛行一时的所谓洋     

洋务运动与近代教育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在中央以奕,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主,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等举措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学堂是我国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按照"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思想举办的,旨在为洋务自强运动培养专门人才的各类教育机构,它对中国近代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     

“安庆内军械所”得名考

对于我国近代军事工业出现的标志、1861年底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不少同学感到其名称别扭和理解困难。“内”是指厂址在安庆城内？还是为“内军”所有？抑或是生产的产品只是供应湘军？其实．要弄清安庆内军械所的得名来历,还得从湘军的历史说起。     

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业

丁韪良任总教习期间,为培养语言人才而成立的京师同文馆逐渐变为一所综合性的教育机构。它不仅开设天文、化学、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历史、法学等学科也有一席之地。其中,法学教学以及相关书籍的翻译,成为近代西方法学输入中国之开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局面的出现,与当时清朝重臣奕訢、文祥以及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毕利干等人息息相关。     

论洋务运动中的文祥

祥在洋务运动中无疑是一个重要、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定，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对外结好，对内改革，借西法自强的外交政策。要请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馆，积极倡导购买洋枪炮舰和创办近代军用、民用工业。最先认识到西方设议院的好处，坚持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首但是以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访西方各国，协助奕訢振兴清王朝的统治。     

晚清新式知识分子来源之探究

近代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种与传统士人有较大差别的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应科举,更重要的是为国求富求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崇尚科学,主张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政治制度、大力发展工商业。他们反对科举,主张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他们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留洋学生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一大来源。一些洋务官员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已认识到留学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一条捷径,1865年奕訢等“议派旗兵前往外国布置机器局中,学习制造”但怕遭到攻     

论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的原因

本文根据史料和巳有的研究,通过对中国近代史,曾国藩,安庆内军械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料研究来探索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的原因,结合中固近代的社会大背景以及曾国藩个人的思想来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的原因是由当时中国内外交目的危局和曾藩个人因素所致。     

蒲安臣使团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近代中国第二个外交使团,不少人认为是1868—1870年间出访的蒲安臣使团,其实不然。1866年清政府曾派出斌椿使团访问欧洲各国。 1866年2月恭亲王奕訢上奏朝廷,乞派使团出访。其理由是,“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亟需”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恭亲王此时上奏的另一个原因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     

历史上的本月

1862年,总理衙门奕訢奏设北京同文馆清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时"洋务派"代表奕等人,深感外交事务中没有真正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本国译员,常受人欺弄,急需设立专门学堂,培养自己的翻译,了解外国的情势。1862年,奕在英人威妥玛的帮助下,请英籍教士包尔腾充任教习,8月在北京正式设立京师同文馆,以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先设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后陆续增设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亦称“同光新政”,共經历了三十五年的时間(1860—1894年)。所謂“洋务”,是清政府和外国資本主义接触的一切事务,包括办理外交和通商等事务。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所謂“洋务”,除了和外国資本主义国家的交涉,通商等事务外,还有模仿外国武器制造、商品制造,采用外国新的交通工具等內容,其中尤其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軍事工业为中心。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清政府在鎮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发现自己的軍队和所用旧式武器不足以取胜,需要依靠外国資本主义侵略者来攻打太平天国,1860年北京条約的签訂,中外反动势力密切的勾結起来了,清政府除向洋人購买枪炮輪船等新式武器外,在外人协助下,1861年开始举办近代軍事工业,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主要軍用工厂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馬尾)船政局、湖北枪炮局等。这些軍用工厂的創办,就是要用新式武器裝备一支新的軍队,把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