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宗庙仪式乐

《汉书·礼乐志》记载汉代宗庙仪式用乐有《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五组乐歌。它们的制定原则、乐名含义、曲风等一直紧扣祭祀祖先,祈求庇佑的主题,充分体现了客观礼仪形式和主观礼仪主旨的完美结合。这一观点从表层来说是祭祀程序和祭祀乐的结合：从更深刻的根源追究起来就是宗庙祭礼与乐的完美结合。     

汉《安世房中歌》儒家思想论

汉代的《安世房中歌》是汉初天子用于祭祀祖先的乐章。同为祭祀宗庙的乐曲,与《诗经》的颂诗相比,它通篇没有歌颂祖先的内容。这首诗,突出宣扬的是儒家的"孝"和"德"的思想,代表着汉高祖刘邦的治国理念由法家到儒家的转变。     

司马相如与汉代郊祀歌诗写作关系新论

虽然司马相如是否曾经参与过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难以确考,但其对于汉郊祀歌诗的创作意义重大。相如所作《封禅文》及其他赋文,首次在文学创作上呼应了思想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一说,深合武帝心意,由此确立了郊祀歌诗创作的思想基础;其赋文以铺陈祥瑞、描写神人同游来体现"天人感应"的写作方法,亦为汉郊祀歌诗所继承。司马相如的赋文对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因而班固在《汉书》中屡次指称相如为汉郊祀歌诗制作的首功之臣。     

论《尚书》诰体的文化背景

《尚书》六体皆与宗教仪式有关。"诰"并非仅仅产生于册命仪式,它实际上是各类宗庙祭仪中主祭者假祖先之名义而发的训诫辞。周初主祭者具有神性身份,诰辞中的"王若曰"就是其具有神性特征的标志;而"小子"是宗庙祭仪中特有的称谓,也能说明主祭者处于祖神代言人的地位。周公是西周初期的宗教领袖,他凭借神性身份摄政称王,并利用宗教的形式进行政治文化变革,即神道设教。"诰"即周公在宗庙仪式中以祖先之名阐发礼乐政治思想而保存下来的文本。     

《诗》入乐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观念

《诗经》最初都是演奏的歌诗，是周代礼乐的量要内容，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对汉人的诗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汉书·艺文志》从入乐角度把诗的发展看作《诗经》到“歌诗”的一线单传。这种诗观念较完整地反映了古诗的原生形态及存在方式，触及了古诗的抒情本质，与汉人经生说《诗》的观念迥然不同，代表了汉代文士的诗观念，从中可清晰地了解汉代诗歌的发展状况。     

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

中国的诗歌从汉代开始明显地分为歌诗与诵诗两大类别。“不歌而诵”的骚体赋是典型的抒情诗,是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汉代的歌诗与诵诗,会发现它们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队伍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要求我们在汉代诗歌研究当中,不但要兼顾到歌诗与诵诗两大基本类型,而且要充分关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诗歌所承担的不同的艺术功能和不同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群体,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汉代诗歌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对汉代诗歌的艺术本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从民间歌诗看汉代人物评品

汉代有很多针对人物评品的歌诗,以“歌”评品人物是汉民间歌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产生与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有关,其结果导致士大夫重视“居乡”、“乡评”。这种重名誉,喜标榜声气,臧否人物之风,开魏晋风度之先声。     

活在楚歌中的历史:汉初宫廷斗争

楚歌,指的是楚地传唱的歌诗。汉初,皇室成员好作楚歌,这些歌诗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尤其是太子的废立与吕氏的干政。楚歌给我们展示了世态人情的复杂,也让我们看到了宫廷政治的残酷。《鸿鹄歌》暗示了雄主刘邦的矛盾;《舂歌》《赵幽王歌》见证了吕后的残忍;《耕田歌》则凸现了刘章的智勇,此后刘氏日渐强盛。这些楚歌复活了统治者内部搏杀的历史,折射出了刘氏衰微、吕氏篡政、刘氏复兴的权力演变轨迹。     

汉代文人歌诗的文学特征

汉代上层文人歌诗的创作以王室成员为主,他们以楚地特有的声乐系统“楚声”来创作歌诗,形成其特有的悲情特征;平民文人歌诗创作,与上层文人歌诗的悲情主调相一致,然而它将《诗三百》单纯的、尚与诗章的特定场景和情感主题有所游离的“兴”,转化为与抒情主体的行为、心理感受相联的某种景观,从而使情感的抒发又有了一个特定的、感性化的空间.但汉代文人歌诗远不如民间歌诗兴盛,究其原因,不仅有其楚声音乐系统的先天不足,而且还与汉代重经、赋的经国方略有关,从而导致文人歌诗创作难以成为普遍行为.     

西汉《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之比较研究

《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由于产生时代和祭歌性质的不同,在主旨、祀神态度、歌诗源流及其音乐特征呈现出较大差异的个性特征,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祭祀诗歌的不同面貌。     

从畋猎、祭祀到都市生活——汉代散体大赋题材演变论

汉代散体大赋的题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汉代开国后的盛世景象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昂扬意气和外向心态,畋猎和祭祀作为大汉气象的最佳代言首先成为了西汉中期至后期大赋的主要题材.而随着西汉末年的国势衰落.时代精神由高扬趋向低抑,社会心态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文人的视线也从天子的征服活动移入都市的繁华和宫殿的奢美之中,京都和宫殿题材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散体大赋愈来愈小而化之,出现了向抒情小赋靠拢的趋势.     

从元氏汉碑看东汉的祷山求雨弥灾

汉代帝王将山岳与河流的祭祀纳入祭礼,使其成为国家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元氏汉碑中祭祀山神的文字正是东汉帝诏的反映。碑文记述了元氏县境内名山纳入国家祭礼和建祠祷山求雨的内容。祭祀元氏诸山神的费用主要出自郡县的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困难,可申请朝廷财政资助。碑文中的“王家”指朝廷,“王家钱”和“王家经钱”是中央财政经费,不是常山国的经费,也不是常山王私人的费用。东汉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名山活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灾害救助方式。     

周代时祭文化探赜

周代时祭,关乎农事,礼随境变。其中的祠、礿、尝、烝即是指周人在春夏秋冬对天地神灵进行祭祀的活动。然时令的更替,天象物候的变化,冷暖阴阳的不同,农事任务的差异,故而祭祀的对象、祭祀的食物、祭祀的酒器与祭祀的服饰等规定存在诸多不同。且祭祀的物品顺天应时,合乎天道。如此取象自然、因天制礼的祭祀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诗

汉代风俗文化对本时期诗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乐舞、宴饮、祭祀、方仙道信仰等风俗文化促进了汉诗的创作和传播;俗乐的流行造成了汉代歌诗内容的世俗化;乐舞、享乐、祭祀等风俗和风俗的地域差异影响到了汉诗的体裁、形式、语言和风格。     

论东汉洛阳城的布局与营造思想——以班固等人的记述为中心

按照班固等人的记载,东汉洛阳城是充分借鉴了儒家都城营造思想建立起来的。通过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认定东汉洛阳城参考了《考工记》的营国思想。东汉间人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即意味着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     

同一思想藩篱中的不同探索——试析班固、王逸屈评相异之因

在两汉王朝儒学独尊、经学一统的思想格局中,东汉的班固、王逸两位学者对屈原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班、王二人是从同一思想体系的不同角度对屈原进行评价造成的。具体而言,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主要是从汉代礼乐制度的角度出发,而王逸则是对“伏节效死”关注较多。     

试论考古发现所见的商王室宗庙制度

从偃师商城至洹北商城,再至洹南殷墟,商王室都城宫城宗庙区的布局原则高度一致,继承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偃师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中(方伯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供奉处)三元构成形式,洹北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方伯先王供奉处)二元组成方式,洹南殷墟宗庙区复为南(早期王国先王供奉处)、中(中期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及方伯先王供奉处)三元布局。商王室宗庙区建设一直奉行分群成组的原则。据传世史籍可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及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开国即立四亲庙、且子孙遵循续立成为制度,考古发现这在商汤大乙开国之时即有,并且也被商王室长期坚守。历代商王皆为其生父独立设置亲宗(庙)。而累积四或五世以后,商王室则阶段性地构建宗庙建筑组合,供奉时王祖父以上至高祖之祖间四代或五代神主。宗庙建筑组合可能采纳直线顺排的方式自西向东、自早至晚布列诸神主庙室。晚商殷墟比较盛行五位前后相继庙主庙室成组制度。此五庙成组制度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宗庙设置规则。如周王室京宫与康宫之内均分别设置五代先王之庙室。     

论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象征性

我国的礼乐文化发展到周代,达到了鼎盛。周续殷礼,祭祀在礼乐文化中有重要地位。祭祀活动不断发展,逐渐程式化、秩序化,成为一种象征。周代的礼乐文化具有象征性。这在周代的乐舞艺术和青铜艺术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唐代祭祀礼仪制度与礼官文士的政治命运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家祭祀一直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而礼官作为司礼的专职官员,担任国家祭祀典礼的策划与主持。在唐代重文的风气下,文人是组成唐代礼官的主力。礼官文人的命运常常同政治气氛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有唐一代的政治社会变迁,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礼官文人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命运。     

浅析《汉郊祀歌十九章》的艺术特征

《汉郊祀歌十九章》是汉武帝时祀五郊的乐歌。它虽然歌辞古奥艰深但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它以简练传神的语言营造出杞神迎仙的神秘氛围:发挥神奇的想象,运用大胆的夸张,塑造出生动的神的形象来表达人的理想,并且用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描写祥瑞符应;艺术形式和风格上表现出自由灵活,挥洒自如的创造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