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反智还是崇智？

上个世纪70年代,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提出法家是反智论者,“反智论”在法家的系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三十年后,周炽成先生于本世纪初撰文《略论法家的智性传统——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法家不仅不反智,而且“扬智、崇智,开启了智性传统”。而实际上,法家确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反智而非崇智。周先生之所以得出法家崇智之结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全面地解读法家原始文献。     

智慧出，有大伪——论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技术主义及其反智倾向

作为文化倾向与价值立场的反智主义对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在教育系统内部,反智主义往往以隐蔽的方式呈现,主要表现为对某一类型、性质或层次知识的否定。教育内部反智最危险的状况是教师的反智,具体表现为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技术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将教育科学演变成了选择性科学与工程科学。引导教师走出方法与技术拜物教的基本路径是“创新并重写理论”,促成经验、理论、技术间互动与生成,形塑教师实践智慧。     

反智文化下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表面上崇尚读书与知识的中国文化,在其内核中却有深厚的“反智”的一面。过分强调道德而忽略知识本身价值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反智文化的氛围中,很容易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原罪意识,从而使包括“文革”在内的政治运动的顺利发动得到解释。     

“反智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表现

“反智论”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所呈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此种文化现象在文学中的具体渗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反智论”的书写。具体来说在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等各个形态上有不同的表现。     

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分析

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正史英雄观念相比,"反英雄化倾向"成为了新历史小说的主要问题意识和价值命意.它的反英雄化倾向既表现为对于历史崇高意识与英雄观念的消解,也表现在建构一种稗史人性与微观价值叙事模式上.世俗社会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义语境,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的现实原因.作为一种悖论性的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的反英雄化倾向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又可能产生某种庸俗化的后果.     

诸葛亮形象的文化精神——兼谈罗贯中的反理学倾向

《三国志演义》的修定者毛宗岗称诸葛亮为“智绝”。但人们住住将诸葛亮的“智”看成是“智谋”、“计策”。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谚语。这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文化的近视。其实,诸葛亮的“智”是一种哲学智慧、文化精神,它以儒家的原始精神为主体,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各种智慧,成为一个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真儒”。透过这个“真儒”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罗贯中的反理学倾向。     

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是一种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当代"反智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传统的专制主义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政治根源;现代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具有鲜明的"反智"色彩;"文革"更是"反智主义"登峰造极的混乱时期.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水平的贫困、1990年代全社会世俗化思潮的高涨以及"后现代""反文化"思潮的逐渐流行,都使得"反智主义"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反智主义"与社会上"无知者无畏"心态的交汇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显然具有警世意义.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     

文艺作品中反文化意识形态倾向的忧思

小说《教授太太的一天》以强烈的男权思想进行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表达，这本身是极其荒谬的，而评论《戟指精英文化》却对其大加赞赏，这部小说及其评论与近年来一些影视作品一样，存在着蔑视知识、嘲弄知识分子的现象，这种反文化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其传统原型意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借助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方式，改头换面之后表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这是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对社会发展产生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反文化的意识形态倾向值得提请人们注意。     

论纳撒尼尔·霍桑的反智主义

因为美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反智主义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纳撒尼尔·霍桑身处的19世纪更是美国历史上反智主义风行的时代。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知识越多越有害＂,对把持知识的＂只动脑不动手＂的知识精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著名作家霍桑正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从霍桑在生活及其代表作《红字》中表现出来的对知识和知识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具有很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     

后朦胧诗的反叛性

本文着重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后朦胧诗”呈现的反文化的倾向,以及表现出的回归诗歌与生命本体的自觉意识。真正个人化的主体意识的复现、拆解深度模式的诗学追求、口语化的语言狂欢,是“后朦胧诗”反叛性的集中体现。     

满目吴门烟水一坞桃花灿烂争妍—赏读高福民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文化随想

桃花坞木版年画是大地的艺术,是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然而,随着农耕社会的瓦解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竞一时走向衰落庶几成为“失落的文明”。所幸有识之士深怀文化信仰,担当起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投入空前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编就这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这是用视觉人类学的方式,将其纳入“大艺术”本体论的美学范畴,既以历史的方法作纵向比较,又以比较关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藉以凸显年画鲜明的吴文化特色和“浅中寓深”、“俗外见雅”的地域个性,从而以民间文化的多重价值,展现出立体化与全息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美学气象和生态景观,其价值已超越了一般的图画“集成”,而显示出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     

论《江南小镇》的文化归属感

《江南小镇》是当代作家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一段旅行记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风光与温婉谦和的民俗。滋味无穷的不仅仅是它的地域色彩,更多的是深藏其中的民族文化。论文从《江南小镇》景与景中的故事切入,并结合现实因素,分析人们对江南小镇的文化归属感问题。     

中国民间剪纸的艺术符号特征

剪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民俗文化的符号。民间剪纸所运用的丰富的表现手法,所体现的造型观念,传统文化内涵,都生动地反映了传统民族文化最为本质的、基础的内核。从中国民间剪纸符号的形式特征、符号语言的意象性特征和符号哲学体系特征三个方面剖析其艺术特征。     

biangbiang面之biang音再议

史料典籍对于民间文化具有某种佐证的作用,但不可能佐证一切民间文化。从历史的角度讲,民间文化要比典籍文化渊源流长,覆盖面更广阔。因此,民间文化被称为母体文化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关于青岛民俗文化的思考

民俗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青岛作为一座近代崛起的城市,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优势。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本乡本土的原生态民俗文化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原生态文化更多地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李村大集、够级扑克等等,都代表了青岛人的创造精神,给青岛这座城市注入了古老而又时尚的文化元素,成为青岛引以为傲的民俗文化品牌。弘扬民俗文化,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重新追寻剥蚀的美感

经济意识和思想独立意识觉醒，竞争、实利和信仰的选择自由被普遍认同，但随之而来的是道德价值体系的坍塌，中国美术如何发展?在迷茫和彷徨之间，我们不妨回眸一下中国美术的起源和发展进程，我们发现传统文化和民间美术是中国艺术追求永恒不变的基础，在跨入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应重新追求这一剥蚀的美感，不要让后代只在美术史中看到记载这些精粹的只言片语。     

山西信仰民俗中的戏曲演出

山西是戏曲的滥觞之地,自古就有在民俗信仰活动中演出戏曲的传统。山西信仰民俗中的戏曲演出种类繁多,可分为春祈秋报、迎神赛社、集市庙会、公私祭祀等形式。对山西信仰民俗中的戏曲深入研究是山西民俗文化的重要领域,在民俗文化日渐式微的时代,需进一步发掘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价值。     

《边地风月》里方言、民俗及其关系

本文论述<边地风月>里使用的务川方言词语,所展示的民情风俗,分析了方言与民俗的相生相随的关系.并揭示随着务川仡佬语的消失,仡佬族的民族文化也踪影难觅,<边地风月>里所描述的民情风俗皆为汉文化范围内的地方民俗.     

广西和里三王宫和夜郎文化关系探析

和里三王宫是广西侗族地区一处反映古夜郎文化比较完整的,集艺术性与民间信仰于一体的民间建筑。围绕这座宫宇的碑文石刻、民间传说及当地群众的信仰习俗等民俗事象已经成为当地民族特有的夜郎文化现象,而每年举办的庙会活动就是这种文化传承最为有效的载体之一。     

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地理条件初探

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区是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区域。它的形成是民间音乐文化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以人们日常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社会的精神生活为载体，而逐步积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在地理生态环境的三个阶段、历史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民间音乐文化的三种类型的互为因果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