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领域政府的分权化治理:半自治代理机构的兴起

<正>臧志军在《职教通讯》2016年第25期中撰文,阐述了职业教育中自治代理的含义并介绍了常见的半自治代理机构,进而论述了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政府分权治理的现状以及与西方国家在职业教育治理方面的差距,最后提出了对我国建立职业教育自制管理机构的建议。     

政府监管与学院自治:苏格兰继续教育学院治理体系研究

苏格兰的教育制度历来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继续教育学院是苏格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最主要机构,其治理体系体现出独特性.整体上看,苏格兰继续教育学院实行"中央—院校"两级治理,在中央层级,"高级学习和科学局"为继续教育学院提供支持及全面战略指导,"苏格兰资助委员会"为继续教育学院提供资金并以成果协议实现监管,"苏格兰资格认证局"则负责开发、审核、批准、认证继续教育学院的大多数"资格","苏格兰教育(局)"全面监控继续教育学院教育质量;在机构层级上,继续教育学院通过专业化的治理机构——管理委员会及《苏格兰学院善治守则》实现学院"自治".借鉴苏格兰继续教育学院治理经验,未来我国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还要进一步加强针对职业教育机构层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规则体系建设.     

政府监管与学院自治:苏格兰继续教育学院治理体系研究

苏格兰的教育制度历来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继续教育学院是苏格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最主要机构,其治理体系体现出独特性.整体上看,苏格兰继续教育学院实行"中央—院校"两级治理,在中央层级,"高级学习和科学局"为继续教育学院提供支持及全面战略指导,"苏格兰资助委员会"为继续教育学院提供资金并以成果协议实现监管,"苏格兰资格认证局"则负责开发、审核、批准、认证继续教育学院的大多数"资格","苏格兰教育(局)"全面监控继续教育学院教育质量;在机构层级上,继续教育学院通过专业化的治理机构——管理委员会及《苏格兰学院善治守则》实现学院"自治".借鉴苏格兰继续教育学院治理经验,未来我国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还要进一步加强针对职业教育机构层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治理规则体系建设.     

职业教育“循数治理”: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

大数据革命不仅改变我们的生活,还变革社会治理方式。基于大数据的职业教育"循数治理"也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方向。在阐释大数据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功能作用的基础上,从体制壁垒、信息孤岛、数据依赖、人才匮乏等角度分析职业教育"循数治理"的现实困境,并从培育治理理念、构筑治理基础、优化治理环境、创新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人才等方面提出职业教育"循数治理"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增强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务镜鉴。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研究

近十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得到飞速发展.机构投资者通过参与公司治理,不仅可以有效的监督管理者,解决第一类代理问题,同时还可以对控股股东进行制衡,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仍需更积极的努力,使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好的公司治理效果.     

地方教育行政分权:韩国教育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后,在公共治理理论和国家"权威自由主义"行政体制的共同影响下,韩国教育系统开始全面实施地方行政分权化改革。在实践中,韩国地方教育行政形成了"纵向二级机构设置、横向二元主体并行"的公共治理模式。该模式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为改革目标,以经费立法为改革保障,使韩国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当前,该模式的不足之处也被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韩国教育公共治理持续变革的发展方向。     

论社会治理模式视角下的社会自治演变

社会自治经历了一个从城市自治到城市国家的社会自治,最后到民族国家的社会自治的过程.社会自治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公共权力的分配关系,其发展目标是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逐渐走向合作治理.随着身份平等取代等级制度,国家统治走向合作治理,社会自治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合作治理模式进一步催生和推动了社会自治的发展.为此,我们应从思想观念、自治内容、法治环境、政府转型和市民社会五个方面充实和完善社会自治理论.     

论治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合理路径

幼儿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幼儿智力的开发以及人格品质的形成。主要针对治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合理路径展开分析,希望能为教学工作者提供参考。     

分权化决策:21世纪企业决策模式的新选择

集权化决策容易导致决策盲目,企业经营失败。降低决策复杂性,使决策权与知识相匹配,决策活动更加科学、有效,分权化决策是必然的选择。实现分权化决策的途径有:改革董事会构成,请专家进入董事会;让职工参与企业决策;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完善监事会监督机制,让有可能受损的一方参与决策。     

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小学化”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

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小学化”治理是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的重要方面。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小学化”治理面临着由于政策执行偏差而形成的系统困境,以及治理绩效价值与程序性价值冲突的价值困境。究其原因：法律政策语言的不一致,削弱了治理的法治权威;责任性和回应不足造成的协同缺失,使得治理整体效能无法实现;公民对家庭教育权自由的偏误理解,使得治理的合法性存在危机。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小学化”治理需要从法理厘清、专家参与和系统治理方面寻求突破路径。     

全球环境管理模式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到社区自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全球环境管理出现模式的转变,即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正走向松动,社区自治的作用日益强化。模式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自治能够弥补政府治理的缺陷,同时全球执政方式的转型,为模式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模式转变主要体现在社区自治的领域不断拓宽、社区影响环境政策的制订、社区本土知识在环保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社区与其他力量逐渐走向耦合等方面。当然,模式转变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主要的障碍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理顺、政府与社区管理空间的合理划分以及政府分权等环节。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情况不同,这些障碍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     

治理与服务: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的政府行为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是一项多赢的举措,政府行为在驱动二者联动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在论述政府参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三大诉求的基础上,分析了从管制到提供服务的政府行为及其作用。从制定公共政策、提供财政支持、调整干预措施三个维度提出了政府行为优化的路径建议。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的介入及启示——治理的视角

治理的概念源于公共管理学领域,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治理的模式和方法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职业教育领域也呈现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趋势。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有效介入和治理策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教育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助推器。相比之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存在较多问题,政府的实质性介入还不够,需要学习和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     

大学自治与政府治理的理性分析——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启思

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提出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大学自治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博弈便是这两种哲学观冲突的现实表现。如何在必要的张力中达成二者关系的有效平衡,如何实现＂合作伙伴＂的美好远景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学自治与政府治理的理性分析——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启思

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提出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大学自治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博弈便是这两种哲学观冲突的现实表现。如何在必要的张力中达成二者关系的有效平衡,如何实现＂合作伙伴＂的美好愿景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政府合同制治理的风险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为应对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各种政府危机,兴起了一场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合同型政府正是这一改革运动中最核心、最激进的治理理念。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分析视角,探究了合同制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政府寻租、道德及目标一致风险,进而在政府定位、选择性激励、长效监管机制、保障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风险防范措施,以求完善政府合同制治理的效果。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传导途径研究

机构投资者制度是英美等发达国家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机构投资者积极主动地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缓解了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在本世纪初,中国证监会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思路。然而,已有制度引进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同的,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度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机构投资者制度,在中国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机构投资者制度成功的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传导途径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不能直接促进公司业绩,而是通过抑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掏空行为,间接地提升公司业绩。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执行行为在此发挥了中介作用,有效地约束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但是,机构投资者对高管层过度的在职消费和薪酬操纵等代理行为不能发挥治理作用。其政策含义是,加强投资者保护执行力度以及完善机构投资者本身的治理机制,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     

“必然”事实与“应然”价值: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价值定位、有机条件与实现路径

职业教育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强力助推器。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更是一种价值判断、选择与追求。职业技术教育治理价值问题,就是职业教育治理对当今社会与人的发展效用和意义问题。职业教育治理价值取向的选择与应用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治理行为。所以,应对职业技术教育价值取向进行合理定位。从满足职业教育治理价值主体需要层面看,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应该具有底线价值和最高价值。其底线价值是提高职业教育治理效率,构建当今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新制度、新秩序,其最高价值是促进职业教育微观公平,从"共治"走向"善治"。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演进需要满足三种条件,即法治化与民主化相结合、国际化与本土化相适应、信息化与科技化专业化相融合,三者缺一不可。为了实现职业教育的最高目标,应积极探索如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建立合作博弈机制、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政策、落实政策的保障机制、规范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文化、完善制度文化的实施机制等多种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进而促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政府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整体政府”理论的启示

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呼唤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由于整体效应的缺失,政府治理职业教育的能力难以有效发挥,其困境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治理中政府职能分散化、纵向政府部门政策执行涣散化以及政府治理职业教育过程碎片化。"整体政府"理论的"横向合作""纵向协调""服务连贯"等基本特征为强化政府治理的整体性提供了有益启示。为了政府能够充分发挥整体功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深化职业教育职能部门的机构改革,健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创新职业教育服务的信息化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