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佛学文化思想探略

梁漱溟的佛学文化观是以佛教唯识宗的哲学为基础的,他通过对唯识宗的分析,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并以此作为评价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除了用唯识宗的哲学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之外,梁漱溟还将佛教哲学与西方哲学从性质上做了根本的识别。他认为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于求知,而佛教哲学的研究在于求无知。因此,佛教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的哲学。梁漱溟崇尚佛教唯识宗的目的,旨在宣扬直觉主义,因     

梁漱溟文化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文化观是建立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佛教的唯识学以及中国儒家哲学基础上的。他的文化观是中西印三个路向的文化观。即认为,人类文化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文化观是多元化的文化观。他强调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但忽视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性     

在传统、西方与现代之间--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思考

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 ,我们看到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建立的中国哲学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基础的 ,在传统、西方与现代之间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 ,这一状况延续至今。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深刻反映了中国哲学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及同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在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我们必须实现研究方法的转变 :一方面要破除旧方法的束缚 ,回到传统 ,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本原 ;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哲学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对话的基础是要建立起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运用辩证法的原理解读梁漱溟的辩证文化观

梁漱溟不是专门的政治学家，谁也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梁漱溟的指导思想看待．但身处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并受马克思主义群体无意识哲学环境的影响，在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梁漱溟把自认为可以接受的原理和观点，作为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对此，我们可以从梁漱溟晚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的主要著作中概括出他的辨证文化观。     

王夫之认识论中的佛教影响

王夫之虽然在世界观上坚决反对佛道的虚空灭寂论,但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上却全面吸收了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思想,其对"能所"范畴的改造,对"现量"观的创新,都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佛学的思想资源,他的认识论不可能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顶峰.     

中西哲学对客观性问题的不同解读及其启示

在西方主流哲学,所谓的客观性并不是在意识之外有一个独立存在,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存在因为不在意识中,故不需要探讨,也不能纳入哲学视野,所谓的客观性只是主体给予现象世界的,它属于主体的范畴。作为西方哲学的另类,马克思哲学则偏重于经验常识,在他看来,客观存在本身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哲学前提,无需加以讨论。与此相反的,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不是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大主流哲学的话题,除了佛家的唯识宗讨论认识论,儒家与道家对此都全无兴趣,它们的哲学也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中西哲学的比附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梁漱溟、冯友兰宗教观比较研究

梁漱溟宗教观经历了从以佛教释宗教、以道德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的嬗变;而冯友兰早年主张以诗歌释宗教,后来力主以哲学代宗教。他们都深入探讨了宗教的内涵,认为儒学非宗教。然而,他们的宗教观亦存在很大差异:在宗教思考方式上,梁漱溟重直觉,冯友兰重理性;在对宗教地位的认识上,梁漱溟认为宗教在人类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冯友兰认为哲学高于宗教;在对宗教的未来走向的认识上,梁漱溟前后观点并不一致,冯友兰则认为哲学在未来将取代宗教。他们对宗教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宗教仍可引为借鉴。     

谈柏格森直觉主义对梁漱溟的影响

梁漱溟的思想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很大。柏格森生命哲学注重主体的直觉体验。倡导直觉高于理性,他将人类生命现象神秘化。梁漱溟吸收、延用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把直觉看作是沟通生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唯一通道。用“直觉”来阐释孔子“仁”学,为其现代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命”的彰显与“我”的挺立——梁漱溟生命本体论探析

西方现代哲学和原始儒家的宇宙观,共同促进了梁漱溟生命本体论的形成。他把"生命"看作世界本原,"生命"—"意欲"—"我"的内在关联构成其生命本体论的基本进路。梁漱溟对宇宙本体的探索与研究,体现了二十世纪之初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辨。从一定程度上讲,生命本体论成为解构梁漱溟哲学体系的一个基本点。     

比较心灵哲学视野中的自我观

对佛教和西方哲学有我—无我观念的比较是当前比较心灵哲学的热点和重点.佛教关于“自我”的思想中既包括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无我的方面,同时又包括具有辩证色彩的有我的方面.作为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分化的产物,比较心灵哲学用心灵哲学的名相概念解读和重构佛教的有我—无我观念.在比较视野下对有我—无我问题的研究发现:在佛教和西方心灵哲学中,自我被给予了大致相同的现象描述,而对被描述的这种自我的实在性,它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予以否定.因此,西方心灵哲学和佛教在自我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坚持主张“无我”,认为“自我”仅仅是人们的构造和幻象.     

梁启超与梁漱溟之交往及学术思想联系

梁漱溟早年即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二人的交往则始于1920年。1925年梁父遗稿《伏卵录》的披露,加深了彼此的师生之情。二人学术思想的联系体现在:都赞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有契合点,都倡导心学。梁漱溟对梁启超评价很高,亦不讳言其不足,这有助于全面认识梁启超。     

梁漱溟的成人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在此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乡农学校集中体现了他的成人教育思想。他的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同构的教育哲学思想,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传统教育哲学基本思想在中国教育发展中作用的肯定,显示出的一种不盲从、立足本土文化基础上向世界文化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气度,都对当代有重要的启示。     

梁漱溟文化社会学说及其意义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开创者，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活动家。他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形成了独到的中西文化观，并深刻剖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试图为救国救民寻求出路。     

生命·意欲·艺术——梁漱溟生命美学思想论略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中国生命美学的开拓者。他的生命美学融合了儒学、王阳明心学及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他视宇宙为一大生命,建立了"尽宇宙是一生活"的世界观,并系统地提出了人类文化的根源在于"意欲"的文化观和艺术的本质在于生命本性的流畅的观点。因此,梁氏生命美学思想对我国当代生命美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及其价值

"意欲"是梁漱溟文化观的根源,由此出发,梁漱溟既坚守东方文化,也认同西方文化自身的合理性,其文化观是多元的、进步的,是站在"当下"去观望"未来"。梁漱溟希冀用"未来"去修正"当下",从更深远的未来前景来规划和重整中国文化。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比较观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面对20世纪初叶东西文化的剧烈冲突,西学东进．传统文化日趋瓦解。因“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等诸多问题引起的危机,梁漱溟深感责任重大,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使他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当时的东西文化大讨论中。特别是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强烈眷恋之心和对全盘西化论者深恶痛绝之情,并以理性的视角深刻阐明了他的未来世界文化观。     

农村文化与农村教育--梁漱溟文化教育观的当代启示

梁漱溟的化哲学与他的乡村建设的教育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化教育观。以梁漱溟的化教育观来观照今天的农村化与农村教育，对我们重新认识农村化的价值与重新定位农村教育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