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兴盛对隋代诗歌的影响

由于文帝、炀帝的提倡,隋代佛教兴盛一时,文人亦多沾染佛法,这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比如隋代诗歌中有不少作品以阐释佛理、抒写佛教感悟为表现内容。这些诗歌在写法上大多继承了南朝佛理诗的写作模式,在清幽的景物描写中寄托诗人的宗教情怀。     

论金松岑诗歌的“诗史”特征

金松岑是近代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反映了国内外半个世纪的历史面貌，记录重大事件和人物，历史上发生过的实事，官府的敲诈和百姓的涂炭，以诗证史，以史补诗，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诗史”的深层含义应为“史外传心之史”，他的创作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唐代科场试诗的“诗史”意义

唐代科举诗歌作为科举取士的重要考试手段,诗题的命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很多当朝的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都被用来命制成试诗题目,有些出现在科举诗歌中的史事还能补正史书的遗漏。考生在诗歌内容中,对史事和制度作了比诗题更为详尽全面的阐发。科举诗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时政性,使其具有可贵的"诗史"意义。但作为"史"的科举诗歌,在具体历史事件的选取和对史实的描绘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     

论《永平诗存》的诗史意义

《永平诗存》具有补充清诗史和河北地方文学史空白的意义。它保存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其中张霪、马恂、常守方、高继珩、毕梅、高顺贞的诗作都足以代表北方诗人的创作成就。其时代特征和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那些纪事咏史、宦途飘零、对个体存在进行反思的诗歌主题中,是那个时代普通“士”阶层精神世界的典型呈现。角山、盘山、碣石山、大海等重要山水名胜,夷齐庙、射虎石、山海关等重要人文景观的大量书写,使其在地域诗歌总集中有了特殊的艺术质素。     

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以顾况、李益、孟郊的诗歌创作为中心

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隋代诗歌的押韵特征

《切韵》的产生是隋代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对应,隋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也有意识地追求声韵的和谐圆美。对隋代现存诗歌押韵情况进行考察,总结其押韵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隋诗在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阮籍的《咏怀》五言诗的诗史意义——兼论正始诗歌与建安诗歌的异同

正始与建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正始与建安的不同诗风。个体诗人时代的确认,开拓了玄言诗新的诗体形式,进一步确立了五言抒情诗的体制,进一步实现了意象式的写作方式,多视角转换的写作方式等五个方面,构成了阮籍《咏怀》五言诗的特质及其诗史意义。     

论西晋诗歌的隐逸倾向及其诗史意义

受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西晋文人在生活中谄媚权贵、豪奢侈靡,但在诗歌中又表现出高洁的人格和对隐逸的希企。西晋诗歌的隐逸倾向在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确立了我国古典诗歌＂以隐为贵＂的审美标准,使得诗歌中对隐逸生活的描写趋向审美化和精美化,并在诗史上初次实现了诗歌中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共存。     

论韦庄《秦妇吟》的诗史意义

唐末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是一首真实、深刻、全面反映唐王朝崩溃的诗史。诗人将史笔与诗情糅合在一起,记述了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及以后的几个重要画面,反映了百姓在战乱中承受的苦难,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兼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日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不同于西方又被称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是强调文化史研究中的视角转换.可以说,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在借鉴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同样关注文化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有着更多共通之处,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论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中的作用

兼帝王之尊和诗坛领袖的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出了“非轻侧之论”,有利于抵制南方的柔靡诗风．在创作上追求“典丽”．有利于纠正隋文帝“斫雕为朴”的消极影响;其次,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导南北诗风的融合;最后．他招揽大批南北文人．与他们互相唱和．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价．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隋炀帝边塞诗与山水诗初探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暴之君,但在文学上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反映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刚健豪迈,气势恢弘,有扭转颓风,开启唐音的重要意义;其以写景见长的山水诗,刻画细腻,意境优美,艺术上为后人所借鉴.     

汉隋西域屯垦戍边诗散论

文章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阐释《西极天马歌》《鸟孙公主歌》为西域屯垦戍边诗的萌芽;二是论述隋代西域屯垦戍边诗的特征,认为隋代杨素的《出塞》（其二）为亲历西域之作,从而突破了魏晋六朝同类作品的创作传统。     

咏史诗成因的文化分析

咏史诗的形成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诗》、史文化的传播培育了良好的咏史诗创作与接受的话语环境;《诗》、史在社会功用上的融合规定了咏史诗的诉说对象;用诗方式和史学思维为咏史诗的创作与接受提供了思维模式;知识分子在沦落中坚守的文化心态是咏史诗创作的内在动力。     

《文选》中“杂拟”类诗歌的文化成因及诗史意义

古人写诗作文偶尔会模拟前人名作,而古人对模拟之作的评价贬大于褒,今人的评价则较为辩证,但对于“杂拟”类诗歌何以在魏晋形成蔚为大观的创作风气关注不够,尚未将《文选》中“杂拟”类诗歌的个体价值与后世价值联系起来。通过对比《文选》中的杂拟诗与原作的个性、共性特征,发现“杂拟”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一是具有发展旧题材、创造新题材的革新之功;二是在诗中注入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的创意之功;三是在句式、句法、结构上出奇制胜的创法之功。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     

《孔子诗论》与朱子《诗集传》诗学理论的文化传承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总论、分类论、重章叠论的形式,显现着孔子的诗学理论。其论在儒家大文化背景下,注重诗的内在涵义,注重诗篇的整体建构。汉代诗学虽日传其衣钵,却背离孔子诗论之旨,以经学家法来训诂释义,将诗变成穿凿附会的道德说教。朱子诗学虽有依其旧说之嫌,但辨识否定,与孔子论诗不期而合。遇合之中,在文本体味、创作群体、天性人欲、赋比义释说、意象审美上变动增益,多所创见,凸现朱子诗学改造儒家思想并将其推向高峰——理学体系渐趋形成的文化传承的深厚张力。     

论宋代之前爱情诗及其背景文化

《诗经》最早摄取了先民自然纯朴的爱情画面,内容丰富多彩,已至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屈原以大自然为背景,描绘了人、神之间超越现实的爱情幻想。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感情真挚,风格鲜明,文人爱情诗,侧重女性体貌、服饰描写,注重辞藻与声律。唐代爱情诗汲取民间情歌营养,走向生活化、世俗化和经典化,晚唐爱情诗笼罩着浓郁的感伤色彩。爱情诗至宋代被新兴词体取代而渐趋衰微。宋初强调锤炼字句,重视形式华美,北宋后受词体影响而转趋婉丽典雅。     

论《隋炀帝艳史》在隋唐小说演变中的价值

《隋炀帝艳史》在隋唐系列小说的演变中有其独特的价值,极大地推动了隋唐系列小说的发展和完善。首先,大量选材于唐宋传奇作品,改变了以往作品在选材时对正史的简单摘录。其次,作品的内在审美性得到加强,注重对人物独特心理的描述和景物描写,又将诗词大量引入作品,使隋唐系列小说摆脱了以往演义小说创作中实录精神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