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及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困境及其调适

20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乡村教育陷入了危机之中。为化解这种危机,乡村新旧教育同时进行了调适。但由于在调适目标、调适方式和调适内容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新旧教育的调适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且均发生很大变化。它使新式教育成为一种带有一点乡土气息、有“中国乡土特色”的新教育,而旧式私塾则成为含有种种“新”因子的“学校化的私塾”。中国乡村早期教育现代化也在这种调适中逐步得到发展。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校与私塾的博弈(1912-1937)——以安徽为中心的考察

1912至1937年,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于乡村社会且相互博弈.一方面,乡村小学校强势进场,政府通过制定奖进、改良、改造乃至直接取缔的政策,压缩私塾在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乡村私塾遭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乡村小学校办理成效不彰,出现乡村学龄儿童进入小学校就学的占比较低,师生人数普遍过少,常有学生缺席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乡村小学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乡村私塾反获乡民优选.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分别作为新式教育和旧式教育的代表,交织与博弈于乡村地区,反映出这一时期乡村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简评

近年来。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成为一股强劲的中外学术潮流，李金铮新著《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就是其中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     

民国时期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关系论析(1912-1937)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民国时期汉口钱庄和华资银行,在这特定的时代里,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它们关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前,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华资银行对钱庄的依附;进入20世纪20年代,银钱业交往日益密切,两业关系呈现出冲突异常激烈,但合作又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矛盾态势;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抗战前,钱业式微,银钱业合作和冲突面同时减少,银钱关系虽表现为合作与冲突并存,但合作成为主流.汉口钱庄和华资银行的关系反映了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而它与上海银钱关系的差异,也说明近代中国金融业变迁的过程和程度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发展特点（1912—1937）

劳工教育缘起于劳工的教育需求和企业主对利润的追求。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经历了由自发到强制实施、由零星设立到普遍推行再到特色的形成的过程,劳工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劳工教育中更多考虑政党的意图和企业的利益而忽视了劳工本身的利益诉求,致使以提高劳工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平等为目的的劳工教育,却以压制劳工为结果,致使劳工教育走向反面。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师与乡村成人教育探析——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小学教师作为近代乡村社会的特殊知识精英群体,在乡村社会改造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被赋予了参与乡村社会重建的使命.他们通过推进乡村成人教育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会重建活动中来,这不仅推动了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更为近代乡村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启蒙作用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仍积极投身到了乡村教育的实验中,并提出了发展乡村教育、建设农村的方案,推动了乡村教育发展走向高潮。在国家疲敝的状态下,乡村教育的发展给农村带来深刻影响,对农村青年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也为我们今后的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借鉴。     

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与教育应对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源泉和根本命脉。然而,乡村文化在当代转型中面临着物质文化美学凋敝、组织制度文化公性衰落以及精神文化内涵贫瘠的问题,给乡村振兴带来文化能量受限与精神支撑不足的障碍。作为重塑乡村文化的重要场域,乡村教育对乡村文化当代转型负有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因此,通过审美教育提升乡村文化的文化品质、公德教育重塑乡村文化的文化秩序以及精神教育丰富乡村文化的文化内涵,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教育应对之策。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基本特征论析

民国时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变革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在承袭了清末的外求型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受到传统社会和固有观念的影响,对西方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适应性改造。在实现外部改造和调适内部冲突的过程中,乡村教育的发展演进十分典型,既要上承中国传统乡村教化体系,对外又要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尝试将古今中外教育精华与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适应性因素相结合,是一个以教育为切入点促进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过程。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即空间特征——乡村场域,主体特征——知识精英以及目的特征——着眼社会。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奠定了20世纪中期以后乡村教育发展的基础。     

产权变异: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纠纷之动因探研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纷乱、天灾人祸不断,以及经济发展的极度不稳定性,使得华北乡村的土地产权状况出现多样化趋势,其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土地产权的细化分割现象突出、农民离村带来土地产权的大量变革、人口增多带来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等。在这种状况之下,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土地纠纷大量发生,其诱发因素大致有五方面:一是租佃制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所引发的一田多主情况;二是农地细化分割所带来的界址纠纷;三是农民离村多年后返村所带来的重新确认土地产权;四是人口压力下的土地继承;五是灾荒所导致的地权再分配。     

乡村教育的文化困境

我国是一个以“三农”（农村、农业、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国家，建立合宜的乡村教育模式，使乡村真实拥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用，其意义自不待言。绝大多数论者认为，目前我国乡村教育的问题是教育机会的充分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问题，即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家庭的教育成本分担中达成合宜的比例，以确保乡村教育的有效投入，为乡村教育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具体地讲，就是要将乡村学校校舍、设备设施等硬件建设、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等问题逐一加以解决，以保障乡村儿童能享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教育权利…     

略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中的文化冲突

从文化视角来看,民国乡村教育面临近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多重观念与文化的冲突,具体包括中西文化之间、国家意志与草根社会的教育目标之间、城市文化与乡土社会之间、近代文化与农民观念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是制约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难题之一。     

乡村教育脱贫进程中乡村教师的困境与对策

自脱贫攻坚的口号提出以来,乡村教育脱贫一直是脱贫攻坚中的重点,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的基本要素,是构成教育活动的主体人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乡村教师的访谈、问卷调查以及对研究乡村教师的文献进行梳理的方法,对乡村教师在教育脱贫进程中的困境加以提炼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能让乡村教师的困境得以解决,更好地投入教育脱贫攻坚战中去,在2020年到来之际打赢这场教育脱贫攻坚战。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学龄儿童教育

民国时期,在乡村建设实验区设立小学,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学龄儿童教育的发展。研究乡村建设实验区学龄儿童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

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停废使现代教育制度在乡村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教育矛盾的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毁学是一种群体性破坏新式教育的暴力行为。清末十年间,毁学事件在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对刚刚起步的乡村教育现代化产生很大影响。几十年中,新、旧教育的冲突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困扰着中国乡村教育,是导致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回顾现代学术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可以看到它是一场知识的革命,是新文化的重要实践。今天重新述说这样一个话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知识与文明息息相关,而如何贯彻知识为民所用、面向民间、走进民间,确实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陕西民国时期鸦片问题研究(1912～1927年)

近代以来,在陕西省鸦片的种植曾经是农业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初期陕西省鸦片种植在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分布区域越来越广,极大地冲击了农业经济,腐化了社会风气。     

近代以来华北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

近代以来,华北的乡村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官民相得”、“官进民退”、“官退民散”一个艰难复杂的发展和嬗变过程。笔者想从历史的角度对近代华北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进行考察,探索其变迁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揭示近代以来华北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历程。笔者认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农民需要的,对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用的组织,都是合理的。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需要从基层工作着手,全面加快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从乡村基层法治教育的角度研究和梳理乡村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强化法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充实法治教育内容,贴近受教育对象;以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提高教育效果;拓展法治教育渠道,搭建各类教育平台;培养法治教育队伍,形成工作机制;构建乡村法治教育长效工作格局等工作思路对摆脱乡村基层治理法治教育的困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