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河流

作家和作家的作品是分不开的,因为作家的作品无可避免地充满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我今天想谈的就是我的文学和生命的体验。     

简论20世纪的法国文学潮流

法国以文学的丰富多彩著称于世,出现过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潮、运动和流派,产生过大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派文学的兴起,法国文学呈现出与过去迥然有别的面貌,它的空前繁荣给予世界文学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鲁迅作品的读者与文学启蒙的对象

鲁迅作品难教、难学与鲁迅对其作品预设的读者有关。鲁迅作品的预设读者及实际读者与其文学启蒙的终极对象存在脱节。他预设的作品读者及其作品的实际读者是当时的知识精英,而非普通民众,即：他文学启蒙的终极对象。这种悖论主要原因是鲁迅文学启蒙遭遇三重困境,进而做出的权宜选择。     

8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逻辑起点

1980年代的文学,在四个方面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作了奠基:价值观上,经历了从人道主义大写的人到存在主义小写的人的探索,颠覆了"当代文学"的"政治文学"体系;方法论上,经历了从本质的人到现象的人、从古典思维到现代思维的革命,建立了新的艺术叙事体系;体制论上,经历了从体制的人到市民的人的嬗变,实现了作家队伍的非体制化与文学形象市民人格重建;传播论上,实现了从文学的人与传媒的人的变异,实现了从文学选择到传媒选择,勃起新的文学-传媒体系。在此意义上理解,80年代文学是异于前此"政治文学"的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的逻辑起点。     

浅谈文学鉴赏教育的审美功能——大学生如何从作品和作家角度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蕴

本文通过文学作品常见样式（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特点和作家生活的不同经历、时代背景创作的影响两个角度进行阐述,说明了文学鉴赏过程中的审美教育功能,有利于大学生从作品和作家角度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蕴,提升自身审美能力。     

殳、剑或匕首:要有怎样的一种战士?——鲁迅关于“战士”问题的思考及其他

关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寻找与塑造,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斗争方式、策略与实绩的反思,是贯穿于鲁迅思想与写作的一条主线。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观察的深入,鲁迅对战士与战斗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从他作品中的诗意形象背后可以看到,鲁迅在礼赞战斗精神的同时,也警惕于将战斗停留在姿态的层面,他重视斗争的策略与实绩,尤其强调“韧性的战斗”“壕堑战”等斗争方式,最终将斗争与生活融为一体,完成了从“精神界之战士”到“革命人”的蜕变。     

中国生态报告文学:以文学传播理论为核心的初探

生态危机的产生和东西方各具特色的生态智慧构成了生态报告文学崛起的现实和思想基础,但其兴起也与报告文学自身独特的文体属性和内在品格密切相关。生态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向社会发声以竞逐意义的文学载体,它对现实危机的展现与揭露往往能直击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报告文学同时兼有报告的公信力和文学的煽动性。现实意义和建基于采访的非虚构性叙述,二者同为生态报告文学的重要特质。     

文学传媒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文学史是作者、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只是占少数比例的、专业的读者群，作者本身同样需要阅读作品，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算是健全的文学史。但是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称1949年以来的大陆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一直偏重对思潮演变的审视和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即将文学史理解成了作家作品的罗列史，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忽略了文学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忽略了读者（包括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功绩。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渗透。     

当代文学的新发展: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综述

2006年11月2日至5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围绕“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实现了学会的新老交替。[第一段]     

莫言眼中的自己和中国文学

在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在老家山东高密接受了媒体采访,对读者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向我们展示了他眼中的自己和中国文学。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2012年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     

鲁迅《野草》中对战士形象塑造的论析

鲁迅一生创作过众多作品,涵盖面广,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几乎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体裁。而《野草》这本鲁迅唯一的散文集,因其曲折晦涩的象征手法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同时它也为人们窥探鲁迅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     

30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萧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在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中她的命运最为悲苦,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萧红开始了贫苦多病颠沛流离的短暂一生。她对生命的体悟,对爱情的追求,对文学的理解等等都值得我们去感受和反省。通过下面三段选文,让我们进入萧红的精神世界,更好地理解她的作品以及她的人生。     

文学:盛大的内心力量——访儿童文学作家薛涛

薛涛,男,1971年3月生于辽宁昌图。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辽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文学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家的月光电影院》《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长篇小说《精灵闪现》《废墟居民》《泡泡儿去旅行》《夸父与小菊仙》等近20部,先后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奖等奖项。多篇作品选入大学、中学语文教材,被日本等国翻译发表。我爱写作文:薛老师您好!很高兴来访问您!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吧。您笔下的小说往往都有动人的情节,比如选入苏教版七年级《语文》的《黄纱巾》,读后让人难以忘怀。     

城市、文学与革命:以鲁迅在广州为研究中心

现代史上的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一个革命旗手,而鲁迅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是在广州时期形成的。与在北京、厦门和上海时期不同之处在于:鲁迅在广州时期一方面观察着广州的革命形势、近距离接触革命组织团体、革命青年;一方面审视自身的革命意识,提升对国民政府和革命本质的认知,终于在短暂的广州时期实现了革命文学的转向。     

作家如何“读史”——刍议新时期作家对“文革”历史的文学叙述

“文革”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面对的最近也最压抑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不同作家的叙述与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形态。论文考察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时,这些读史者是如何去“读”和“叙”,对文革的历史叙述存在哪些历史误区与困境,如何建立关于文革的历史叙述的有效而丰富的生态。     

论比较教学法在中国文学教学中的运用

笔者在日常教学中发现，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往往流于空泛。这首先是由于在介绍文学发展概况、文学运动和评价作家作品时，一些文学史教材只是简单地灌输结论，而缺少论证过程，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更是直接引用文学史上的名家成论，没有做感性的分析。加上中国文学历来就有点评式的鉴赏传统，文学作品的妙处从来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使得文学史的学习更多地要靠学生平时的阅读积累和感悟体会，也就造成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含浑不清。这个问题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尤其突出。笔者发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充分利用比较教学法。     

1990:报告文学的得失与思考——兼谈1987—1990年中国非虚构文学印象

1 在历经1987—1989年的色彩各异、复杂多变的景观展示之后,1990年的报告文学仍具有如下值得一提的“新闻眼”:一是历史性题材作品写作、出版热的继续升温.其中有代表性的要数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另外,是层出不穷、名目繁多、品级参差的各类中外历史或当代政治、文化名人传记、轶事、趣闻,与各式软性读物并存,且销路看好。这种现状的“出热”,至少可追溯至1987年,其后即愈演愈烈。二是现实性题材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有所加强。富于特色的大约有这样一些:《中国雷锋现     

中国生态报告文学:以文学传播理论为核心的初 探简

生态危机的产生和东西方各具特色的生态智慧构成了生态报告文学崛起的现实和思想基础,但其兴起也与报告文学自身独特的文体属性和内在品格密切相关。生态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向社会发声以竞逐意义的文学载体,它对现实危机的展现与揭露往往能直击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报告文学同时兼有报告的公信力和文学的煽动性。现实意义和建基于采访的非虚构性叙述,二者同为生态报告文学的重要特质。     

外国文学的网络化与文学教育的大众化

如果一个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对于文学与文化一无所知,对于论文写作与发表也没有自己的认识与操作性,那他的发展空间就可能非常有限。因此,面向全体大学生与研究生的文学教育,是必须的与必要的。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最近一百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发展史说明,许多学理工出身的人成为杰出的诗人与作家;在世界作家队伍中,学理工出身的人员占到了全体作家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真正学文学与语言出身的人从事文学创作而取得成功的,却不是太多。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权威与现代传媒共同运作的结果。它不仅是一部作品集,同时还具备了文学史的特征。《大系》在编选人员的组成、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编选作品的数目三个方面都影响了"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于《大系》的编选时间距离新文学的创作时间较近,同时编选者在编选作品和评价作家作品时很难剔除个人因素。因此,这种文学定位并非完全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系》对"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将不断接受新的检验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