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视角下诉讼调解生效制度研究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诉讼调解受到广泛关注。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在一般民事诉讼案件中,尽管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在调解书送达与签收前可以反悔。这种反悔制度存在欠缺。诉讼当事人合意达成调解协议,意味着利益可以平衡;且调解协议应诚信履行,因为诚信包含了深刻的道义基础。故应建立诉讼调解协议签名或盖章生效制度,取消调解反悔制度。这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论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治安调解主要是解决治安纠纷,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通过治安调解方式解决,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止于开始阶段,减少当事人的诉讼之累,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治安调解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整体工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安机关充分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回应人民新期待、满足群众新要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新型警民关系,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针对现阶段在治安调解工作中存在的“偏左”或“偏右”的误区,在加强公安机关自身建设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发挥人民调解的传统优势,拓宽调解渠道,丰富调解手段是治安调解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儒家传统对治安调解的影响

充分考虑儒家传统的影响,可以改进治安调解的方法."无讼"对促使当事人产生接受调解的意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礼"从道德体系的角度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尊卑观念,对于治安调解而言,道德体系树立的权威比法律体系树立的权威更有用;保持均衡,不偏执于一端,使对立的双方互相制约,互相补充.是公安机关在治安调解过程中把握"中庸"的关键;用"仁"来教育当事人,从而达到化解矛盾纠纷、促进调解的目的,是治安调解的方法之一.     

治安调解与和谐社会构建

治安调解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内在联系。治安调解能够有效化解矛盾,解决纠纷,预防犯罪和突发事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我国治安管理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为治安调解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但在治安调解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应以比例原则来控制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使用。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去留之探究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调解活动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这一原则继续存在的合理性遭受质疑,其去留问题引发争议。
　　取消论者认为,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而非调解的前提;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会违背自愿原则与当事人处分原则等。然而,取消论这些观点都经不起推敲,保留这一原则有其合理性。有利于满足当事人的诉讼心理需求,降低调解反悔率,防范虚假诉讼。     

执法规范化视角下治安调解工作的完善

治安调解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从执法规范化的视角来看,在治安调解实践中,由于相关的法律规定较为模糊、公安民警的治安调解水平不高、治安调解缺乏有效监督等原因,导致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工作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文章针对在治安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切实有效地提升治安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民商事调解担保制度浅析

民商事调解担保作为一种诉讼担保方式,通过法官的指引介入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程序中,经当事人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从而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强化调解功能。民商事调解担保制度的适用,提高了民商事案件调解率,降低了调解案件执行申请率,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诉讼程序复杂、持续时间长的弊病,有效节约了诉讼成本。     

仲裁调解制度规范化研究

仲裁调解兼顾当事人意思自治及程序灵活性,在提高仲裁效率、促进合意达成、减弱执行阻力方面颇有成效,故为当事人及仲裁机构所青睐。现行立法中该制度并不完善,尚需在意思自治及效率原则引导下,对调解时间、方式及效力方面予以补正,以充分发挥仲裁调解的制度优势,契合仲裁发展之需求。     

论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潮流中,司法ADR具有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讼对抗的价值和功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司法ADR在国际上逐渐兴起并成为司法程序内解决纠纷的新方式。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以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为契机,就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予以探讨。     

西乡大调解模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法律调解的目标在于追求社会和谐。西乡大调解模式是对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灵活运用。文章从回顾中国古代的调解制度说起,分析了“西乡经验”的形成背景和运行机制,指出构成人员多元化是调解机构提高解纷效率的基石,调解程序简便易行且具有司法亲和性,是当事人认同和执行的心理基础,调解成本低廉是当事人接受的现实基础,调解效果良好是社区和谐的保障。西乡经验证明,调解制度依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     

论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完善

新刑诉法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首次把当事人和解引入公诉案件处理范围。根据刑事和解理论基础,针对当事人和解程序中存在监督与救济缺失、和解对象狭窄、和解协议效力及法律性质不明确、主持机构不适合、赔偿标准不一、和解时间和次数不定等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行政诉讼调解程序的正当性

国家公权不得处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两点作为我国行政诉讼法不确立调解程序的理由并不充分。域外行政纠纷诉讼和解和诉讼外调解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程序的确立提供了样本。原告被告的利益契合,单一司法判决程序的局限,避免因非正常撤诉而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表明行政诉讼调解具有正当性基础,我国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程序。     

法律文化视野中的传统调解制度分析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调解制度依其调节者主持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行会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官府调解四种形式。本文从作为方法论的法律文化视角对传统调解作了解读，认为在公法文化和反省性文化的双重夹击下．调解制度成了维护共有的道德价值的工具，调解的过程成了说教过程。因此．必须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摒弃调解者的家长式角色以厦泛道德化的成分，让调解者扮演促进当事人交流的角色．去帮助当事人而不是训诫当事人。     

民事调解书中的违约金条款效力探讨

违约金是由当事人约定为违约责任形式的一种,通常情形下是约定于缔结合同的过程中。而在已有迟延履行责任的情形下,能否在法院调解书中再约定不履行调解书时即支付违约金,并赋予其与其他调解书条款相同的强制执行力在理论界尚无定论,本文从调解书的性质、意思自治原则、处分原则以及违约金的功能层面,探讨分析调解书中违约金条款的法理依据以及法律依据。     

诉讼调解中的公力救济和私权交易的分工合作

诉讼调解是中华法系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共同传统。诉讼与调解在存在基础、社会分工和运行机制上都是泾渭分明,并行不悖,而诉讼调解的程序混同则可能带来公权的失范和私权的失衡,破坏审判与调解的各自内在运行规律。因此,应当通过审判与调解程序分离的方式取消诉讼调解,在职能分工与程序衔接的基础上实现分工合作,通过裁判形成对纠纷解决程序利益的评估体系,影响当事人对程序利益的心理预期,促成调解,更促使当事人就彼此权利义务的协商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法设计的应然权利状态。     

安全发展与高校和谐校园建设

科学发展首先要安全发展。从高校和谐校园的基本特征为切入点,阐述以安全发展为指导,通过建立高校信息管理机制、宣传教育机制、安全目标管理机制、大防控处置机制、大调解机制和校园周边治安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和谐校园建设。     

论民事调解的检察监督：介入时间、范围和形式

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介入时间可以从以前的事后监督变为以给予“检察建议”的方式随时介入;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范围也不再限定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可以拓展到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案件、当事人通过调解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案外人利益的案件以及审判人员在调解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等违法行为的案件;民事调解检察监督的形式也可以拓展到三种,即抗诉再审形式、再审检察建议以及一般检察建议的形式。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可诉性探析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指负有交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的原因后,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在引法交通事故以及产生损害后果中的相互关系,依法作出对当事人责任大小的认定。因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当事人不服是否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是否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受理和审查,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通过本文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并非鉴定结论、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问题等,阐述对交通责任认定属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有权对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