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教育心理学思想初探

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文学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流派,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桐城派从产生、发展直至衰敝,其间二百余年共产生作家一千二百余位,这是教育的直接成果。桐城派作家大都有教学经历,有的在民间授课,     

论桐城派德行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行观,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仁、义、理、智、信为核心。现代化背景下的晚清时期,社会急遽转型,桐城派教育家经世致用,与时俱进;但一直坚守儒家德行观,竭力推行传统的德行教育。以桐城派教育文献分析为基础,结合教育家本人和教育对象生动事例的分析,归纳出进德尚志、奉公勤业、修己治人等桐城派德行教育思想。     

桐城派教育心理学思想初探

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文学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流派,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桐城派从产生、发展直至衰敝,其间二百余年共产生作家一千二百余位,这是教育的直接成果.     

桐城派经世思想述论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凝聚成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桐城派文人皆具有极其强烈的经世思想,以桐城三祖、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为例,他们虽处于有清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经世思想之社会思潮表现出怎样的显隐起伏,他们都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随着列强入侵国势衰微,桐城派经世思想又与爱国精神相融合,抒发变革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桐城派之经世思想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桐城派通变的文论思想

<正>桐城派初兴之际就强调"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文论观,"有所法"是文学流派的必然要求。桐城派的"有所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编纂圈点古文选本,作为学习古文的津筏;二是总结相对一致的文论观点,作为家法传承后学;三是明确师承统绪,作为正本清源、赓续薪火的依据。"有所法"有利于不断增强桐城派的凝聚力,巩固文坛地位。然而,因陈不变最易陷入末流,桐城派古文家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故能通过"有所变"救弊求新,为桐城文章保持活力提供理论指导。     

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

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是其文化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立德"心理为核心,比较严整而系统。关于如何做人与作文,桐城派强调"首立德,次立功,又次之乃立言";如何"立德",桐城派主张"融德"、"恕德"、"俭德"、"养德"、"鉴德";"立德"的具体方法,桐城派主张"立志"、"践行"、"慎染"、"慎独"以及"反求诸己"。     

桐城派的思想及其文学表达

<正>桐城派的思想谱系,多元多样,复杂丰富。其中,有三条思想脉络尤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思想,从“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军“二姚一马”（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皆奉程朱为圭臬,建构起桐城派思想体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庄思想,刘大櫆、姚鼐、曾国藩、郭嵩焘、郭庆藩、王先谦、吴汝纶、马其昶、严复等人亦服膺老庄之学,大多著书以立其说;三是佛禅思想,姚鼐、方东树、姚永概、方铸等人亦耽悦佛禅之学,其著述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佛性禅心。这三类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与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启蒙研究

经世致用思想既是桐城派的文风,也是一种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晚期桐城派发扬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他们引进西学,译书办报;设立方言学校,派遣学生留美学习,创下中国留学教育史先河,也为早期外语教育储备了师资。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传统书院中设立了格物、算术等西学课程,又开设西文、东文学堂,延请外文名师授课,亲自出国游学考察等等,推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启蒙与发展铺设了道路,也为当前我国外语教育的规划提供了借鉴。     

桐城派教育活动值得深入研究

<正>桐城派文脉赓续离不开师承传授,桐城文章广播天下则与桐城派文人投身教育密不可分,故桐城派与教育的关系也是桐城派研究的重要对象。桐城派文人的教育活动很丰富,朱孝纯、曾国藩、吴汝纶等直接主导兴办书院,参与书院建设考课及教学,堪称清代办学史上的典范;据《桐城文学渊源考》初步统计,桐城派曾有96人历官州学学政、县学教谕、县学训导、候选教谕训导等,至北洋政府时期吴闿生任职教育部次长,桐城派文人直接参与基层官学管理或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刘大櫆、罗有高、韩梦周     

晚期桐城派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

对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晚期桐城派作家个体的认知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存在一个整体的框架,并符合时代的潮流。虽然他们没有认清清朝衰败的实质,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但是他们积极的教育实践在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和到北大任教以后,对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态度。但胡适同时对桐城派作了肯定。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和桐城派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关系。     

论桐城派

要了解“桐城派”,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学的源流。 中国文学的源流,自三百篇而《离骚》而汉赋,都只是诗。建安之后,诗和骈体文并踞文坛。只不过骈文是专以藻绘为文,所谓“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沈思”,并不指学术,乃是指的写作内容及其结构。这一时期的文,实即近代所谓纯文学。到中唐     

方苞和桐城派

方苞(1668——1749)清代桐城(现在安徽省桐城县)人。他出身世宦家庭,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著名文士。少时,游太学,李光地一看见他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对桐城派没有整体研究,多为片语短章的批评,1923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代表他对桐城派最系统最全面之评价。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中了"文以载道"的毒,但最大长处是使文章做得通顺,所以在当时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即便是桐城派末期,也并非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革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做预备,可以说桐城派文章是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     

桐城派选本的意义

<正>选本入集部总集类,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以挚虞《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著录著作107部,2 213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提要认为《诗经》已列为经部,王逸编《楚辞》已入别集类,故亦以挚虞《流别》为总集发端。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则以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杜预《善文》五十卷为"荟萃文章"之始。选本溯源虽有异议,但经典选本如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方回《瀛奎律髓》、高棅《唐诗品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清代御定《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全唐诗》《题画诗》等可谓繁多,或专选一体一门,或分类汇集,确实有"删汰繁芜"、除稗存精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评价总集,不虚言也。     

骈文与桐城派

桐城古文与骈文是清代文坛两支相抗衡的力量 ,二者之间的地位论争贯穿始终。桐城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骈文有不同的态度 ;骈文中兴对桐城文论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桐城派与书院

在清代文学史上，桐城派是一个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创作流派。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有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本期发表三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论。 (一)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     

桐城派与江苏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程晋芳、周永年语云:“维盛清治迈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他巧妙地借程、周这一戏语,赞颂刘大櫆,同时有意识地树起桐城派的大旗。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文名卓著,其间又确有传法关系,故姚鼐如此将大旗一树,许多士人便汇集旗下,有意识地学习方、刘、姚的古     

戴名世与桐城派

一说到桐城文派,人们便自然地想到它的奠基者、创始人方苞;一提到方苞便会自然地联想到他的同乡好友戴名世.由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文字狱案,导致方苞生活、思想关键性的转折,才使得他有可能成为桐城文派的奠基者、创始人.这就是说戴名世与桐城文派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人们对此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太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