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以“民主与独裁”之争为考察中心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民族主义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最普遍与最重要的思潮,自由主义最先被引进中国也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工具,往往忽视了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终极关怀。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强,一批留学欧美服膺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放弃民主制度,转而鼓吹开明专制或新式独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这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试论新文化运动介导者的心理冲突

五四新化运动由开始的思想启蒙最终转向了政治救亡，这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冲突，以及艰难抉择是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搞扬迫使个人主义不断内敛；对西方明的怀疑导致辞了新一轮化道路的选择；而根植于知识分子心中的传统精神驱使他们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五四新化运动的倡导们就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中探索着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力图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教育

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教育陶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革命派认为：“我国民若不急行民族主义，其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乎”①，“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②。在他们看来，为了...     

现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

由于现代中国作家深受“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想氛围的影响，因而他们大都否认和讳谈自己同传统文化的血缘联系。但事实上他们却以各种方式保持着同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传统文化已经浸透到现代中国作家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作用于他们的人格建构和审美情趣。探讨现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态及现代中国文学的自身特质。     

"噩梦情结"与"精神奴役的创伤"--巴金、胡风比较研究

巴金与胡风，以独特的、深刻体验过的生命经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提出了控诉。巴金从潜意识中的噩梦的反复困扰和不断的追问、拷问，展示出内心层面“理得心不安”的困境；胡风从现实遭遇和理性思考出发，真诚地道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是“精神奴役的创伤”，揭示出头脑层面“心安理不得”的执着。一个作家、一个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殊途同归地表现出了知识分子本真意义上的执着。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另外的生命向度。     

重新审视“反中国情结”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身上，普遍存在着被西方学称为“反中国情结”的复杂心态，这反映了身处千古变局的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两难抉择，更体现了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有道”与“无道”三大矛盾的交织和发展。满载着时代变迁的希冀和变数，他们犹豫彷徨、困惑和痛苦在的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格外的价值。醉庆对其探究、阐释和解析的基础上，对这一深刻特殊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思考，并赋予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背景及其理论困境

现代社会的发展强化了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寻根意识”,而这种意识将激发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即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由于本身蕴涵着多种矛盾性的存在,导致其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使其理论诉求很难落到实处。     

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

梁启超虽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者,但是其自身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观念的角度来看,梁启超最初产生的是夷夏有别意识,但他后来却高举起天下主义及黄色种族主义大旗。经过理性的思考,梁启超最终依据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确立了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     

善用“潜意识”提高教育教学实效

所谓潜意识就是潜藏在我们一般意识下的一股神秘力量,是相对于“意识”的一种思想。它又称“右脑意识”、“宇宙意识”。潜意识是人类原本具备但却忘了使用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通常称之为“潜力”。 一、潜意识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人同时具有意识和潜意识。一般情况下,人在学习的时候,都是运用意识的力量。     

试论情感对解放战争末期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抉择的影响

解放战争末期，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此时，中国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面临是走是留的抉择。结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大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决定因素是情感，强烈的爱国情感，使他们难舍故土，由爱国情感决定的民族气节和民族自尊心，使她们不愿到外国或香港当“二等公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之情，使他们拒绝了蒋介石的“抢救”。     

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以张承志为例

张承志的小说一直以来致力于民族、宗教、历史的发现与思考，努力确立自己的终极人文关怀。其急迫的危机感、执著的民族意识，逐渐融合到以“人”为个体的最深层的“尊严”中去。在这个“尊严”的背后，各种中西方的情结交织、意识纵横、自由想像，以及自我低吟，都是构成张承志小说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部分。张承志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已经超越个体而达到集体身份，这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加以体察，也涉及宗教与信仰问题。在其创作阶段中可以清晰地找寻到一切有关“战斗、征服、家园、族裔”的文本世界的价值指向，这包括许多零散的甚至破碎的意义。     

中国,如何登上世界舞台？——读《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亚非地区的反殖民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力量不均衡的＂世界舞台＂。这一＂舞台＂既是中国知识分子想象性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前提,同时也为他们理解和建构＂民族＂、＂国家＂等一系列概念提供了现实和理论支持。《世纪大舞台》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过程放置到与亚非民族运动互动的＂全球史＂论述中,揭示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阐释了民族主义为何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力量。     

民族寓言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与抗战电影的历史演变

通过对经典抗战电影的戏仿,《鬼子来了》生成了自己的意义：颠覆抗战历史的神话叙事,恢复其作为复调历史的个人性、民间性和多义性。采取后现代策略没有改变《鬼子来了》的本质,它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个人遭际同构于家国命运的民族主义叙事。从经典抗战电影到《鬼子来了》,神圣的民族战争被转译为世俗性的个人情仇,民族主义内涵从意识场景深入到潜意识场景,“民族寓言”在后现代语境里转世再生。     

暴力的记忆与历史的沉思——以电影《悲情城市》和《霸王别姬》为中心

论文探讨了从鲁迅到余华等现代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现代文艺对于暴力的不同关注和思考,尤其以电影《悲情城市》和《霸王别姬》为中心讨论了台湾和大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文革成为了大陆知识分子历史记忆的符号,《霸王别姬》是大陆“伤痕文学”的发展,凝结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历史悲情。“二二八”则成为了台湾历史记忆的符号,《悲情城市》是台湾经验的一种表述。民族——国家成为了这两部电影暴力批判的对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世界现代民族——国家是在抵抗帝国主义暴力入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实际上,民族——国家包含了抵抗与压迫的双重性质。在民族主义的建构中,往往忽视了民族主义内部的暴力和压迫。而在对民族——国家的批判中,也同时压抑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的批判。     

从阿Q的革命到吕纬甫之流的沉落——论鲁迅对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过程中两大基本力量的分析

在中国人追求近现代化历史文明的过程中,有两种因素和力量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农民。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如吕纬甫·魏连殳等人,由于深受二十世纪初侵入中国的西方近现代文明和近现代文化的影响,现代意识增强,自觉意识增强,自觉地把人的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群体的解放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一直难以协调起来的一个矛盾两个方面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拥有中国走向近现代文明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执着地追求,他们就象刚刚诞生的孩子,一旦睁开双眼,就再也不能把它闭上。他们身上背负着过多的个人、民族、世界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象身负重     

“落难精英”与“劳动”妇女

知识分子反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落难”后重归辉煌,“落难”过程中总有底层人物特别是底层劳动女性对他们表示青睐乃至崇拜,其背后却是知识分子的自恋和对底层人物的任意扭曲。这是作家精英意识的典型表现之一,暴露了作家潜意识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底层的苦难被边缘化,自身的苦难被无限夸大并成为精英身份的自证之物和炫耀的资本。而且这些“落难精英”重返旧位后的等级越高,往日的底层人物越是被边缘化。     

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从平社学人群体建构的原因论及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作出的又一次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是淑世情怀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变迁与自由主义理念及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共同催生的产物。平社的产生透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如何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思考。然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遭遇决定了平社学人的努力又将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一战后中国民族目决思潮的高涨

一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国家实力消长的巨大变化，欧亚等一系列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人特别是在以学生为先锋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等阶层中，民族自决意识迅速发展，把中国民族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次自决思潮的高涨无论在参与面、深度还是在影响上都是空前的，之后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进程加快。     

浅议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担当原则

中西方传统语境中对知识分子的释义,在注重其知识拥有者身份的基础上,均强调将社会责任感、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作为无可或缺的重要内核。然而这一传统在消费社会业已形成、工具理性日益泛滥的现代语境下却逐渐式微。文章在对知识分子概念演变的阐释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分子“运用文化资本,实现知识关怀”、“介入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关怀”、“怀抱道德理想,实现人文关怀”以完整实现自身价值的观点和以“葆有精神的独立与高洁的风骨”、“成就明道济世勇于践行的品质”、“昌明睿智而沉静的理性精神”肩负其社会责任的主体性原则。     

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上）

百年前鲁迅的东渡日本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空间转移”。他在日本的思想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并产生如下问题意识，即如何既要批判东方传统促进民族的现代化，又要对西方现代化进行质疑；如何完成“现代民族化”、“现代民族主体”的重建。鲁迅在日本早期的述，其中心词的转移，说明他认识到民族危机在于化危机，化危机在于“人心”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从此鲁迅处于主流思潮的边缘并显示着鲁迅式的化品格。鲁迅作中心词“个”强调个体的精神的自由。其典型的个性主义思想是将“立国”建立在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主人”的根本在人的信仰。“精神界之战士”是批判、战斗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这也是鲁迅的自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