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科技创新政策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和支持计划来促进科技创新,现已取得显著进步。科技创新政策的系统性,反映了欧盟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认识的趋同性;而多样性则体现各成员国具体条件的差异性。考察欧盟科技创新政策的趋势及其主要内容,将有助于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制订及其完善。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影响利益主体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主要因素研究

减缓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决策问题,国际气候博弈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产生的关于气候政策问题的全球范围内的决策过程.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方法,量化分析复杂决策问题中各决策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的决策过程,重点分析确定德班气候变化会议以来欧盟、美国、中国的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利于决策者掌握决策的整体情况.     

后常态科学下的公共政策决策——以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

以中国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探讨了后常态科学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指出专家委员会的内部咨询模式和技术官僚为主体的内部决策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之后,对比分析了美国和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管理制度,探索在科学不确定性下公共决策机制的改进方向,即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政策实施中的审慎预防原则,以及有效的政策纠偏和损害救济机制。     

创新政策制订过程融合技术预见方法的思路

 技术预见构建了政产学研相关利益者交流沟通、共同塑造未来的平台,其结果在科技政策制订和科技规划制订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目前创新政策是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尽量提高创新政策制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促进相关利益者充分有效的交流沟通,就创新政策制订中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是提高创新政策制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有效手段。为此,加强创新政策制订过程与技术预见的融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分析政策制订模式变革入手,提出了创新政策制订过程中融入技术预见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未来创新政策制订过程与技术预见融合的主要研究方向。     

告别“魔数”——科学咨询的不确定性与质量管理

科学地决策已经成为民主管理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政策制定开展科学研究,是当代科学事业的主要使命之一,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方面.科学研究的结论和数据,在政策制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政策制订过程是基于对科学信息不确定性的管理,政策制订者除了依靠科学研究结果外,还需要依赖一些“非科学研究”的“软”信息,以及对“科学研究结论”的准确把握.“政策已不再被看作基于高度确定的科学研究结果的产物”,政策中包含着对不确定性的科学管理和对不确定性的“冗余”与“容忍”.     

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

本文从区域经济政策的角度,对欧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其实践的经验,并且对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框架化”———观察欧盟科技政策的一个重要视角

欧盟科技政策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科技政策,其政策目标既追求科技进步本身,又要照顾欧洲一体化方向。本文以西方公共政策学"框架化"理论为视角,回顾分析了欧盟在不同历史时期科技政策框架形成的过程。以"框架化"为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出欧盟科技政策框架随着对问题界定不同而不断演化的路径。欧盟委员会是推动欧盟科技政策框架形成的主要力量,但需要借助外力促进框架形成。不同政策框架,对欧盟具体的科技政策工具产生直接影响。当前,欧盟科技政策正处在"社会挑战"和"技术主权"两大框架双重影响之中。以"框架化"为视角,能为我国更好开展对欧盟科技合作带来新的思路。     

决策咨询：科技社团的重要职责

决策是对一个缺乏确定情境的事物的抉择反应，决策的基本任务是尽可能判明事物本身的不确定性，提出应对方略。咨询就是对不确定情景的事物作出判断、抉择的建议和方案，它主要包括政策咨询、技术咨询、信息咨询、工程咨询、管理咨询、专业咨询等。决策咨询是指为制订政策和作出决策的政府部门、企业或单位团体对涉及全局性、战略性、政策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提供建议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非政府组织欧洲化的路径分析

非政府组织的欧洲化是欧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力成为非政府组织话语和政策逻辑的一部分的过程,也是非政府组织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适应与反应过程。欧盟通过提供资助、增加欧盟政策影响力等方式促进非政府组织欧洲化;非政府组织通过争取欧盟资助、参与欧盟层面的活动这两种路径实现欧洲化。欧洲化是一体化不断深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各组织情况不一,使得非政府组织对欧洲化的反应呈现多样性,但欧洲化的路径比较单一,一些组织难以实现欧洲化。     

互动导向的新兴产业政策决策过程研究

本文采用纵贯研究、内容分析、访谈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三个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互动是如何帮助政府进行政策决策的。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互动是政府进行宏观政策决策的基石。新兴产业的政策决策是由数个渐进式决策阶段组成,每个阶段中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微观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为推动力量。第二,新兴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存在五种互动方式,并且互动主导者因行政职位或决策事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互动方式。第三,随着决策事项的渐进式演变,互动规律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政策决策者建立互动导向的政策决策机制,更好地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与建议。     

企业持续创新的制度结构作用机理研究

企业的技术创新贵在持续,也难在持续.而制度结构在企业持续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对于促进企业持续不断地推出新的技术创新项目,实现持续创新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把制度结构分为内部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环境,并分别探讨具体的制度要素对于推动企业持续创新的重大作用.     

蛙跳式制度创新初探

本文在综述制度创新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蛙跳式制度创新的概念和实施需要经历的四个阶段。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综合创新体

摘要：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人们往往对技术创新给予很高关注,而忽视制度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本文认为,产学研合作只有在有效的制度创新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更大的技术跨越。本文深入研究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提出了“综合创新体”模型。该模型在科技型企业家的推动下,建立了均衡协调发展的支撑、技术、孵化和资本体系,产生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成果。期望本研究能为我国产学研合作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再思考-兼解“李约瑟难题”

在传统上,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创新依赖于技术创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创新依赖于制度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一个有机整体。因而也就不能绝对地说谁是主导的,谁是从属的。其一:技术创新需要适宜的制度作为支撑。其二:制度创新受制于技术创新。此外,本文对“李约瑟难题”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     

创新属性、制度质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基于2004-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制度质量视角研究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TUIS）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创新数量能显著促进TUIS,创新质量因水平较低对TUIS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2）创新数量与制度质量协同发展未促进TUIS,创新质量与制度质量协同发展能显著推动TUIS;（3）创新数量对产业结构高度化（ISA）存在单一制度质量门槛4.9200,伴随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创新数量对ISA的影响由负变正,而创新数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ISR）不存在制度质量门槛;（4）创新质量对ISA存在双重制度质量门槛5.4486和6.7066,对ISR存在单一制度质量门槛7.5419,伴随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创新质量对ISA与ISR的影响均由负变正;（5）创新质量对TUIS的制度质量门槛高于创新数量,对ISR的制度质量门槛亦高于ISA。未来中国要实现以高质量创新驱动TUIS,要不遗余力提升创新质量,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进程。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演化研究——基于1994-2011年的实证分析

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降低原有制度体系下的高交易成本,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整体效率、增加社会效益。制度创新层级、创新范域和创新强度形成"三位一体"的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评价模型,通过构建制度创新层级指数、创新范域指数、创新强度指数和创新综合指数对1994-2011年间171项网络文化产业制度进行量化实证分析发现:历经17年的积累,中国已逐步建立起网络文化产业制度体系,但"高数量"的背后缺乏"高质量",尤其是法律制度缺席;总体演化趋势呈现震荡式倒U型发展态势,2000年为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顶峰,2002年、2006年和2009年掀起了21世纪以来制度创新的新高潮,2010年以来趋向平稳,表明产业发展日趋稳定。鉴于此,应加强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建立系统性、预见性的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体系,借鉴"3C原则",建立多元主体公共治理模式。     

普惠化制度安排、选择性直接支持与企业研发绩效——政府参与的异质性创新治理效应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及企业所在城市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考察普惠化制度安排和选择性直接支持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创新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与选择性直接支持相比,普惠化制度安排能够更精准地促进企业高质量研发产出,且其创新促进作用更持久;（2）政府参与创新的两种方式对企业高质量研发产出存在协同促进作用;（3）普惠化制度安排能够缓解不完善的市场化环境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负面影响,而选择性直接支持的创新促进作用在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下才能充分实现;（4）普惠化制度安排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研发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选择性直接支持的政策效果在成长期企业中更显著。政府应在进一步优化现有选择性、差异化直接支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功能性、普惠化的制度安排推动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完善和优化。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机制研究──一个理论框架和两个案例分析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只强调技术创新就是只强调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才能实现。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本文首先对索洛１９５７年和诺斯１９６８年的论文进行了重新解释，批评了早先从这两篇论文中得出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观点；然后在综合前人工作的基本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最后运用这个理论框架分析了两个案例。     

论制度创新中电子政务发展的强制性与诱致性

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度创新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应采用二元模式:一是对于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应建立以诱致性逻辑为主、强制性逻辑为辅的制度创新模式来加快其电子政务发展进程。二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区域,应建立以强制性逻辑为主、诱致性逻辑为辅的制度创新模式来提高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     

邻近性视角下长三角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江浙沪三地为研究对象,结合三地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制度临近性、认知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等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能够促进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认知邻近性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呈倒U形。模型测度结果显示,江浙沪地区之间的认知邻近性较高,已对协同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经济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尚处于正向影响阶段。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