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思辨”说

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质疑思辨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提高学生阅读、思考和写作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笔者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详细探讨了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培养学生质疑思辨能力的一系列的方法和途径。     

“夺胎换骨”说质疑

“夺胎换骨”作为宋代很有影响的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历来被认为是黄庭坚首倡。其唯一根据是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思,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一说法,被沿用至今,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黄庭坚也由此成为形式主义诗风的始作俑者,遭到人们的贬斥批评。但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认为惠洪     

质疑“说课”

说课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教学研究活动,对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各科教学、教研水平,尤其对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多老师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对说课的概念、特点、内容、要求、模式、程     

“积累说”质疑

一般认为,文字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通过书写符号的数量积累逐渐发展而成的,简称“积累说“。考古材料表明,原始符号并未在文字产生之前逐渐积累;形体比对显示,甲骨文很少吸收原始符号;原始符号与文字的根本差异不在符号数量,而在系统的性质,原始符号不可能通过积累成为文字。“积累说”是站不住脚的。     

“矛盾双方并存”论质疑

关于矛盾解决方式的研究，自从打破了那种认为矛盾的解决只能有一种方式的片面观点之后，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们通过多方面的探索，已经概括出了多种解决矛盾的方式。那么，这些概括准确与否，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矛盾解决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必然为哲学工作者所注目。在这方面，作者有一些粗浅的想法，不妨提出来求教于学界同仁。截止目前，对于矛盾的解决方式，共归纳出了四种类型：矛盾一方克服一方；矛盾双方同归于尽；矛盾双方互相融合；矛盾双方同时并存。这其中的前三种类型，含义清楚，概括准确，无可非议。然而第…     

“取独”说质疑

一般认为,文言文中用于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之”字,其作用在于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使句子在形式上词组化。本文举出这种主谓结构出现的三种语境中,“之”字都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的语言事实,说明“之”字的出现与否,同主谓结构的是否具有独立性无关。然后对这种“之”字在句中的作用作了初步的分析,认为其作用如《马氏文通》所说,在于疏缓语气以引起强调。     

“补天说”质疑

前些年,有的《红楼梦》评论者十分肯定地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主观愿望”是为了“补天”,即“改善封建社会”。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能同意。到底曹雪芹是要“补天”,还是不愿“补天”?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评价《红楼梦》思想倾向的重要问题,因此应该展开争论,以便推动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研究。 “补天论”者首先用曹雪芹的思想发展变化来寻找“补天”的依据。他们说:“曹雪芹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使得他的思想也在变化、发展。从‘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感叹,到‘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的自嘲,可以看出曹雪芹对‘补天’是从满腔热情到逐渐失望。”这段话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过程中的思想状态吗?如果是,那么它既不符合作品内容的客观实     

“定语后置”说质疑

在一些古代汉语专著和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材中,列“定语后置”一节,各自举出一些浯言现象,指出一些形式上的标志,皆未在语法理论上给予说明。各家所举出的例子可归纳为四种类型:A类,“定语置于中心语后用‘者’字煞尾”。我们把它概括为“者字词组作后置定语”。B类,“在中心语和后置定语中间加‘之’字表示定语后置”。我们把它概括为“形容词作后置定浯”。C类,“数(数量)词作后置定语”。D类,“在中心语和后置定语中间加‘而’字”。     

“刑起于兵”说质疑

关于刑罚的起源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刑罚起源于战争,在氏族社会晚期,用战争手段杀戮敌人、惩罚战俘和被征服者,即是刑罚的最早施用,后来才用刑罚惩处氏族部落内部成员,并将此视为中国法制起源的一大特点,称之为“刑起于兵”或“刑出于兵”。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对古文献资料的误解所致,且不符合法制起源的历史实际,很有商讨之必要。     

“说”字注释质疑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朱振家、吴继昌、吴鸿清、李杰群等四位先生编著的《古代汉语》(上、下两册),把《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的“……见奏伯曰:‘秦晋围郑,……惟君图之。’秦伯说”的“说”字,注释为“说(yuè:‘悦’的古字,喜悦,高兴。’”(见上册,第103页)四位先生的这一注释,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因此,不揣昌昧,略陈鄙陋,以求教于先生及诸先进。     

“定语后置”说质疑

“定语后置”的说法,已为语法学界许多人所承认.目前发行量较大的几种高校文科现代汉语教材,无一例外都讲述了这方面的内容.不同之处仅在于有的教材把它放在语法部分,作为变式句的一种来阐述;有的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汉承秦制说”质疑

“汉承秦制”一辞,已成为部分治秦汉史专家说明汉代继承秦代制度的“证据”和“定论”,但是: 1.今人所说“汉承秦制”的涵义指什么? 2.“制”与“制度”的本义指什么? 3.“文献”中所载“汉承秦制”的原义指什么? 4.对秦与汉在历史上的继承性和相切性作何理解? 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一、今人所说“汉承秦制”的涵义     

“状语后置”说质疑

古汉语学界的"状语后置"说以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为预设前提,以"今译"和句式"变换"为理论支点,是"以今律古"。将语义结构混为句法结构,根据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将文言句子中述补结构中的补语误为后置状语,不符合古代汉语的实际,又与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事实相矛盾。"状语后置"说应该否定。     

刘光第“右翼说”质疑

90年前,刘光第英勇就义于北京菜市口。他以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崇敬和怀念。但目前学术界对其评价仍有不尽恰当的提法。其中将他说成“六君子的右翼”就是一例(见汤志钧《戊戍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第149页)。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商榷性的意见,以期就正于汤志钧先生和国内外方家。     

“献诗”质疑补说

<正> “献诗”之说见于《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晋语》:“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献诗”之说汉代人讲得更为具体:不仅有人献诗,而且还有人专业采诗,把“献诗”视为《诗经》的来源。“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说质疑

百余年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就斐然。但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仍然不少。关于太平天国战争的性质,即为其中之一。20世纪40年代前后,有关太平天国战争的性质,众说纷纭。举其要者,有“反满革命”说（孙中山）、“民族革命”说（萧一山）、“革命或变乱”说（郭廷以）、“太平天国运动”说（蒋廷黻）、“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说（张宵鸣）、“市民性的农民革命一农民性的市民革命”说（李群杰）以及“宗教与民族革命”说（简又文）等等。     

“种族奴隶制”说质疑

周朝殷民的身份问题,是史学界讨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一文中对殷民的身份做过说明:“周人把殷覆灭了,把殷族的遗民大批地转化为奴隶。”郭老还引用了《左传》定公四年的一段记载,证明“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和“怀姓九宗”都是周人的种族奴隶。同时还提到,除这些种族奴隶外,还有大批的顽民,留在洛邑替周人从事生产。特别指出统治阶级对于这些奴隶是拥有生杀大权的。     

“矛盾格”试说

一一九五九年,《北京日报》等报刊开展了一场关于“恢复疲劳”的讨论。“恢复疲劳”,很多人以为是语言中的痈疽。如今,它被广泛采用,很少有人反对或“纠正”。事实表明:(一)语言研究要服务于语言的发展,要总结其规律而不是人为地创造规律和制订框框;(二)语法、修辞既要符合逻辑规律,又要在很大程度上尊重群众说话习惯,即所谓“约定俗成”。近年来有的刊物,又开展了关于“整个楼房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房间的灯还亮着”之类句子的讨论。有人认为是内涵自相矛     

“西海”——“地中海”说质疑

隋代裴矩著有《西域图记》三卷。但原著已佚,只存其自序于《隋书·裴矩传》。我们能在其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从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蒜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磐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这里记述当时从敦煌至西域的三条商路。他的记述有些路段详明,有些路段则让后人费猜,引起诸多争论。许多大学者就此发表过意见,有的还作了详细的考证。莫任南先生作《裴矩所记丝路考略》一文刊于《西北史地》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提出裴矩所记“西海”是指“地中海”。笔者在阅读史籍中,贝到一些材料,对莫先生的说法产生怀疑,现特提出与莫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