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朝鮮燕行使筆下的清朝皇帝形象

本文通過封朝鮮燕行使肇下清代皇帝各種記載全面的梳理與分析,認爲入中國,學禮樂,赏風物,見皇帝,是諸多朝鮮朝士大夫的夢想;燕行使對清代皇帝容貌、衣飾與舉動的記載,速比中國史書要詳盞生動,可補中國史書之闕,有重要的参考價值。由於懷着深深的成见與偏见,燕行使所"看到的"都是荒淫的帝王、混亂的朝政、贪腐的官場、夷俗的民間,極少有正面的形象;而清廷君臣封這個"素來恭順"的朝鮮所知更少,以至晚清朝鮮半岛危亡之際,清朝君臣對朝鮮國事蒙盹依稀,處置失當.中國與朝鮮這種表面看下来稳固而恒久的"朝貢體系",在遇到清季世局大燮的危亡之際,便如沙灘華屋,瞬間坍塌即今日而論,當我们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岛國關係的峙候,面對複雜多變、矛盾結结的柬北亞局势,似乎仍能看到百餘年前魅影的存在。     

朝鮮燕行使團中的疾病傷亡與救治撫恤研究

朝鮮燕行使團在出使途中或宿館期間,人馬繁多,經時久長,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疾病傷亡情况.本文對使行隊伍中的隨團醫療人員、藥材配置、各種疾病與治療手段、喪亡處置與撫恤政策等,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研究.文章還認爲,在數百年以前燕行使團所運用的診療手段與所用的藥物配方,與今日中醫中藥所用之方,并没有太大的區别.在今日醫學理論、藥療...     

“父—子”二級結構與北族政權世界秩序的確立

北族政權具有獨特的世界秩序概念,這一概念是在與異質政權、特别是其南方的定居國家的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并被歷史上東部歐亞的諸游牧帝國改造、利用和繼承。具體而言,即是借用血親部落的"父-子"二級結構,來擬構北族君長與臣服政權首領之間的關係,從而將臣服政權納入到北族的政治體系之中。本文通過對與東部歐亞北族政權政治實踐相關的具體史事進行分析,歸納出其世界秩序的結構、運用和内在理據;同時强調指出了東部歐亞的諸帝國對這一概念的分享和活用,以及因爲話語體系的差異而造成的變亂等;此外,還利用考古發現的新成果,追溯了其可能的起源。     

太室塤的發現與鑒定 晚清金石文化圈的一個剪影

本文對晚清山東青州所出"太室塤"的發現與鑒定進行了詳盡的研究。文章通過梳理清末山東青州陶塤的發現經過,對太室塤的發現時間及陶塤與王懿榮等人的關係有了更明確的判定;通過勾稽、整理晚清金石學者對陶塤銘文進行的諸多研究與考訂,展現當時學人圍繞陶塤展開的各種討論,并從側面展現當時"金石文化圈"的動態交往場景;最後,文章通過對陳介祺、王懿榮二人往來書札的研究,真實還原了他們對"僞塤"的考辨過程以及面對"偽器"時的心態。     

朝鮮燕行使筆下的江南鏡像與心理寄托

本文通過大量的事例,對中國與朝鮮半島各自的行政區劃、俗稱與隱語等層面的"江南"、"小江南"等做了詳細的對比分析,充分證明在明清不同時期,"江南"在朝鮮半島君臣心中的概念與寄托也在不斷變化與糾結之中。尤其到了清代,"江南"不僅是富庶繁盛、人文淵藪之地,更是"大明"的代名詞,是他們心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與未來寄望。朝鮮君臣這種不同而多變的"江南"鏡像,説明了現實社會與山川景物,與人們心中的政治立場與固有理念相衝相撞時,立場與成見往往會占據上風,真實的景象與事實會被遮蓋和異化,而滿清與朝鮮就在這樣遮蓋與異化的交往過程中,共同走向了衰亡。     

讓歷史寫作照亮中國的啓蒙運動 “五四”百年的歷史反思

五四百年之際,本文以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典範性的歷史研究與著述爲主綫,試圖通過對學者視野裏的多元而複雜的五四形象與歷史書寫的重訪,來探究這一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的歷史動力、思想資源、基本議題與文化及政治後果,進而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反傳統與家族主義等多重視角裏激活中國早期啓蒙運動的潜能與願力,來爲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提供更爲有效而深入的路徑。     

“司空職”與“《王制》義”

經學元典在處理諸卿次序時,往往將司空置於末位。對比之下,《禮記·王制》前置司空的現象十分特别。究其原因,《王制》要通過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來突出官職職守在制度建設中的遞進次第。這種對次第的重視,反映了《王制》職官部分特别關注"制度生成"的特點。這一特點,不僅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質、地位,更能啓發我們接續前儒的話頭、思考經義與制度的互動,從而思索經學的繼續開展。     

《南齊書·天文志》 “五星相犯列宿雜災”校證

《南齊書》上下兩卷《天文志》,主要記録了蕭齊王朝高帝、武帝及郁林王三朝約十六年的天文現象。本文重點對《南齊書·天文志》下所記之"五星相犯列宿雜災"天象進行考訂,主要利用版本校和他校,參以史實,并與同時期北魏史籍記載的相關天象活動對勘,以校正補充《南齊書·天文志》在編撰流傳過程的脱誤、省略和遺漏,同時亦嘗試利用現代天文觀測軟件,驗證復覈此時期相關天象發生的時間、方位、星運軌迹等諸多情况,以此判斷了解史籍中天象記録的真實性與准確度,以及古今對天文星變現象的認知異同。     

從皇商薛家看《紅樓夢》中的物質文化

在《紅樓夢》中襲替其父擔任"皇商"的薛蟠,應就是可先支領帑金來經營獲官方授權之商業活動的官商。而與此小説創作過程關係密切的曹寅和李煦兩家,恰同爲該官商群體中的一員,又因他們所負责的江寧及蘇州兩織造,亦是承辦皇室用品採買及督造的重要機構,故小説中嘗以精緻宫花、高級樯木、上等人參、珍贵牛黄及四神散等特殊品項,凸顯當時上層社會所擁有的高端物質文化。惟先前紅學界因少有人擁有相關背景知識,又欠缺足够研究工具與能力,以致對這些對象的珍稀性以及相應的專業術語,始終無法深刻掌握。本文即透過e考據之法以較精準且具策略的問題意識,首度具體釐清了前述品項的一些内涵(如宫花的償格、"檣木"爲何、"蘆泡鬚枝"及"渣末泡鬚"的意義,更發現四神散應與知名的安宫牛黄丸同源等),并因此對作者生活知識的厚實度增添許多了解,同時也讓閲讀這本小說的深度有機會進入較立體的層次。     

燕束園左鄰右舍

<正>燕東園先後是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高級住宅區。近百年間,在這個有22棟小洋樓的園子裏,住過上百位著名的學者、敎授。本文擇取其中之吉光片羽,追索與記錄這個園子裏的幾位故人與往事。燕東園30號:曾昭掄、俞大絪先生家1950年代,北京大學有一對夫妻,分別是一級敎授和二級敎授,他們便是曾昭掄、俞大絪夫婦。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     

“累黍”與“指律”: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略論

本文提出了"度量衡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并對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的發展和演燮作一略述在對"度量衡"和"度量衡思想"的概念和定義做出明確的界定後,文章對"度量衡思想"的範疇给出例證并簡要闡述;之後,着重就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律度量衡"理論體系加以分析和评評價;最终考察這一體系如何受到挑戰,從嘗試修復到接受现状的過程,以及北宋时期的論争和革新通過封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中的核心體系"律度量衡"演變過程的考察,文章展示了度量衡思想的發展脉络、走向以及它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從胡厚宣寫給劉體智的兩封短札談起

1956年以前,胡厚宣先生曾在復旦大學任教達十年之久。爲收集甲骨文研究資料,他與近代收藏大家劉體智先生相结識。劉氏收集甲骨、銅器、古籍善本、書畫文房極夥,因藏有甲骨二萬八千餘片,被胡厚宣譽爲"羅振玉以後的第一人"胡氏任教期間,曾多次帶领復旦大學文史兩系學生前往劉體智"小校經閣"參觀甲骨珍藏,受到了熱情接待,劉氏後人現藏有胡厚宣致劉體智書札二通,寫作時間爲1955年8月,其中透露了與二人交往有關的珍貴信息,如胡厚宣在復旦大學的教研感受、劉體智的個人著述情况與住所變動情况、兩人共同的朋友容庚、商承祚、徐中舒等人的當時處境等。根據相關綫索可知,胡厚宣曾對劉體智著述的歸宿問題付出過心力。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閻爾梅入京考論

本文封清初遣民诗人聞爾梅在京城的活動及其心態進行考證和分析,,閻爾梅入清後曾四入京城,特别是後三次入京,代表了他晚年得脱獄事後,逐渐在京城文化圈中出入往来的經歷,他與清初京城文化圈的若即若雄,以"布衣"、"狂士"自居的種種狂傲倔强情態,特别是與對他有救命之恩的清廷大僚龔鼎孳之間真挚而有分寸的交往,更颇可窥之清初之遗民心態,以及遗民與"主流"仕清者交往過程中的複雜微妙情形.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袁保齡致周馥信函考

袁保齡《閣學公集》中著録的致周馥往來信函,主要集中在光緒十年(1884)前後幾年間,累計凡有四十六封之多。在眾多信函中,袁保齡有一封發自旅順口的信函比較特殊。通過此函,可以看出適逢法越争端,朝鮮兵亂發生之際,袁保齡與周馥等人對時局的態度;此外信函中還涉及旅順口岸海防工程中炮臺工程進度、軍事訓練、款項餉銀結算等三個主要方面問題,於晚清海防史及清史研究,均有幫助。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試論曹雪芹譏刺仇讎的手法

雖清宗室弘旿嘗稱己對《紅樓夢》的態度是"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然多數紅迷却甚難發現此書中有政治上極其敏感的内容。本文透過小説中虚擬故事與清代真實史事間的特殊對應,發現曹雪芹於第六十三回所鋪陳的情節當中,很巧妙地作賤其最大仇家塞楞額和胤禛(他倆乃導致曹頫遭革職抄家的主要罪魁)。他先透過在老太妃國喪期間薙頭之芳官,影射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國喪時亦違制薙髪之塞楞額(遭抄家賜死),并以幫芳官改名"耶律雄奴"之舉對塞楞額加以貶損。次用賈敬服丹藥暴卒故事中的幾條"草蛇灰綫"(其中還耙梳出因逾禮參加俞姓石匠會葬而遭免職的雪芹長輩友人陳浩),來對照并揭開其仇讎雍正帝隱晦且荒謬的死因。接着大篇幅記賈敬子孫輩在國孝、家孝期間的不倫醜態,以間接譏刺胤禛一家。由於文中所耙梳出的幾件與故事布局密切呼應的史實,其當事人皆與曹家有特殊淵源,知其很可能就是作者在創作時的重要素材,而絶難可全歸諸巧合。前人或因不嫻曹雪芹的家史背景,又不解其置入性寫法,遂錯認相關叙事乃屬"敗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