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以龍為圖騰說質疑

自學術角度而言,夏禹以龍爲圖騰説,乃聞一多先生在其所撰《伏羲考》中所正式提出。此一看法,與中國兩千年來以龍爲皇權標志之意識契合,似已成吾國文化、民俗原點理論與符號象徵之一。今西人往往以其邪惡之怪獸dragon對譯漢語“龍”,遂對吾國傳統文化印象頗有傷害。辨明西語dragon乃漢語“龍”之誤釋,而重塑中國龍之形象,固爲矯正誤會之一法;而修正吾人傳統之誤識又何尚非正本清源之舉?是則論夏禹與其圖騰,於中國文化之重大意義自不待言。故本文敢對聞先生“鯀化黄龍”“禹名爲蟲”“禹騎乘龍”“禹親多龍”“夏有龍瑞”五説逐一辯其誤,更益以“歷代帝王之崇龍”補足餘論,證實聞説之不能成立。從而以正中、外、雅、俗文化間龍意識之視聽。     

關於中國早期文獻書寫問題的若干思考《周秦漢唐讀書會文匯》第三輯讀後

這些年,周秦漢唐讀書會舉辦了多種形式的硏討會,從最初的理論探討,逐漸深入到具體文本與作者背景硏究.硏究者在涉獵這些問題時,背後多隱含著這樣一個目標,即都想爲古書確定作者和成書年代.在先唐典籍中,無論書寫者,還是記錄者,總有一個"作者"在,追尋這樣的"作者",是很多硏究者的學術目標.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很多著作,幷不是一位...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陳寶箴致俞廉三未刊信札釋考

正前言陳寶箴致兪廉三末刊信札,源於江西義寧陳氏家藏文獻。這批手札,最初由陳寶箴之孫登恪(陳三立幼子)抗戰前在漢口地攤上購得,時登恪執敎於國立武漢大學。據他事後向家人介紹,當時正因爲發現是祖父的手迹,才會花"大價錢"買下來。1974年,陳登恪逝世,其子星照將信札交與堂姊小從(其父隆恪,爲登恪次兄)收藏。此後,陳小從又將曾祖遺札轉付堂兄封懷(其父衡恪,乃登恪長兄)。陳封懷辭世(1993年)後,信札原件遂     

胡軍教授生平著述記略

<正>一簡况胡軍(1951-2022),生於上海,逝於北京。自幼酷愛讀書、音樂、繪畫、書法、體育,自學能力強,多才多藝。生前曾任黑龍江嫩江農場三分場工人、農場直中敎師,哈爾濱師範大學敎授、北京大學敎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馮友蘭學術硏究會秘書長、北京市哲學會秘書長、北京市哲學會會長、民進中央文化藝術委員會主任、民進中央常委、北京市第十二屆和十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創新戰略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斯文濟世 天下歸仁

<正>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多有對於幸福與美好生活的追求。當然也會有禁欲、壓制與更多地强調犧牲、把美好夢想寄托彼岸的講求,還有宣揚顛覆、仇恨、"聖戰"的激越。前者壓制,是爲了精神純潔與神聖化,是道德完滿的代價,或是爲了死後另一個世界的無限幸福;後者顛覆,則是由於對現存秩序與文化主流的否定與絶望。歸根結蒂,文化的追求在於光明、幸福、美好、正義、"天國"。孔子説顏回是:"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這也是夫子自道。尼釆的説法則是:"理想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會再制造出一個理想的地獄。"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文學性《莊子》詮釋學 公安、竟陵、桐城取例合論

本文先簡述《莊子》學史上"文學性詮釋"之定義、重要人物與其見解。再詳論體例較完整,且與晚近文學流派關係較切的三部作品,以考其後續發展。公安袁氏借用了中國史學論史家三素養,與佛學對存在結構的分析,以超卓識見爲立身與理解詮釋之鍮;并主張屏棄任何既定格局與套路,此即情量與知見。在取用三教思理以解《莊》方面,公安袁氏昆仲通過大乘佛學華嚴與禪的高度圓熟之發展,和孔、老近似語句,用以説明三教不僅皆深論生死問題,并均主本無生死,天命即此不死不生之本體,并非只局限於生死的談論,實可視爲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之超越,并確足以爲三教同歸的結論。公安袁氏雖創作兩小書以詮解《莊子》内七篇,但似疏非疏,實亦期讀者能悟雙方旨趣於言外。其性質吾人名曰"無韵之酬和"。然袁氏尚有繁言巧喻,姚鼐與譚元春間尤相近,一皆有"旨"爲閲讀之標的;二或在"以不解爲解"的特殊讀法和簡約注法。即側重"不言而喻"者,亦需藉具體方法以導向解悟。譚元春與姚鼐的方式,同中有異:一,姚氏書中罕見注語,乃藉由分章,類於大塊面的遠景,只將《莊子》原文做最基本的分割,使讀者有一完整的觀照;章與章之分際,若際而非際,非全無助於讀者之體會。於分章項下,即圈點,類於特寫,使讀者由文章之警策處悟入,仍是非言説的默示法。二,譚氏則每用情境爲導引,而謂己"因而遇之",此"遇"之偶發無端、興來如答,遂有其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的特殊意義。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詩經》的情感世界

王夫之在談到《詩經》時,曾指出:"詩達情."①在此之前,朱熹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在論及《詩經》時,朱熹認爲,《詩經》的特點之一在於"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②不難看到,二者都把情感的表達作爲《詩經》的重要方面.確實,"詩"與"樂"有相通之處,早期的儒家學派對"詩"和"樂"都給予了較多的關注,我們讀《論語》就可知道,其中常常提到"詩"和"樂"."詩"和"樂"的相通之處主要就在於,二者都涉及情感的表達.從總體上看,《詩經》之中確實展示了豐富、多樣的情感世界,從日常生活到社會政治領域,從世俗的追求到終極的關切,都不難注意到情感的內涵.詩經中的情感表達涉及多重方面,這裏將對此作一概要的考察,由此進一步分析《詩經》情感世界的具體內涵.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     

明末清初三教語境下的四書學補闕

關於明末清初的四書相關詮釋,已有多位研究者稱爲“新四書學”,并指出一般考察綜觀的特色,如良知主體性的突顯,儒佛融合的色彩,及自由解經的詮法。而綜觀總有例外。本文以目前較少被注意或討論的人物和材料,呈現晚明四書學在三教語境之下的得與失。文中尤以“以佛解儒”爲重心,説明其釋義之特徵,以逐步補足此期四書學研究的拼圖。本文概述三組對象,一是來斯行的《宗譚六種》,二是葉畫的《四書眼》,三是緇流的四書討論。來斯行以本來無一物之空義會通三教以爲四書作注、衍義,雖多妄附,但并非全無可觀之處。以夢頌數則,於用典中頗能見其轉義之趣。葉畫從於楊復所之後的《四書眼》,固用三教之義,然於解經處,率多就一章推至其極,使其罄無餘義,此法使其釋義多偏側而難以與全體血脉相調和。相對於前二例之恣意,僧人解經,反歸篤論,最重血脉。血脉本是文章家、宋明理學家論文論學的常法,朱、陸皆喜用此以精讀文章、示教啓後。唯若視爲“方法”,亦必有正邪巧拙精粗之别,而此期僧徒於此,確能精義入神。如道盛之論血脉,頗切文意,既正且巧,確是精讀書之人。智旭之論血脉,亦頗有卓見處。最重要的是,雖皆從文本詮釋立言,然其所謂血脉,却正是如何由閲讀啓發讀...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字义小札（三则）

一行·行人·行事《孟子·公孫丑下》:“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驥爲輔行。王驥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從皇商薛家看《紅樓夢》中的物質文化

在《紅樓夢》中襲替其父擔任"皇商"的薛蟠,應就是可先支領帑金來經營獲官方授權之商業活動的官商。而與此小説創作過程關係密切的曹寅和李煦兩家,恰同爲該官商群體中的一員,又因他們所負责的江寧及蘇州兩織造,亦是承辦皇室用品採買及督造的重要機構,故小説中嘗以精緻宫花、高級樯木、上等人參、珍贵牛黄及四神散等特殊品項,凸顯當時上層社會所擁有的高端物質文化。惟先前紅學界因少有人擁有相關背景知識,又欠缺足够研究工具與能力,以致對這些對象的珍稀性以及相應的專業術語,始終無法深刻掌握。本文即透過e考據之法以較精準且具策略的問題意識,首度具體釐清了前述品項的一些内涵(如宫花的償格、"檣木"爲何、"蘆泡鬚枝"及"渣末泡鬚"的意義,更發現四神散應與知名的安宫牛黄丸同源等),并因此對作者生活知識的厚實度增添許多了解,同時也讓閲讀這本小說的深度有機會進入較立體的層次。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康有爲七上皇帝書:背景與志趣

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勸學的傳統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爲内容,以"成聖賢"爲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爲以科技知識爲内容,以"現代公民"爲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檢討古今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較强,鮮有"爲學習而學習"的傳統。似應有意識地培養兒童與青少年的懷疑批判的精神、邏輯思維與分析的方法、創新意識與創造性建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