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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簡述《莊子》學史上"文學性詮釋"之定義、重要人物與其見解。再詳論體例較完整,且與晚近文學流派關係較切的三部作品,以考其後續發展。公安袁氏借用了中國史學論史家三素養,與佛學對存在結構的分析,以超卓識見爲立身與理解詮釋之鍮;并主張屏棄任何既定格局與套路,此即情量與知見。在取用三教思理以解《莊》方面,公安袁氏昆仲通過大乘佛學華嚴與禪的高度圓熟之發展,和孔、老近似語句,用以説明三教不僅皆深論生死問題,并均主本無生死,天命即此不死不生之本體,并非只局限於生死的談論,實可視爲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之超越,并確足以爲三教同歸的結論。公安袁氏雖創作兩小書以詮解《莊子》内七篇,但似疏非疏,實亦期讀者能悟雙方旨趣於言外。其性質吾人名曰"無韵之酬和"。然袁氏尚有繁言巧喻,姚鼐與譚元春間尤相近,一皆有"旨"爲閲讀之標的;二或在"以不解爲解"的特殊讀法和簡約注法。即側重"不言而喻"者,亦需藉具體方法以導向解悟。譚元春與姚鼐的方式,同中有異:一,姚氏書中罕見注語,乃藉由分章,類於大塊面的遠景,只將《莊子》原文做最基本的分割,使讀者有一完整的觀照;章與章之分際,若際而非際,非全無助於讀者之體會。於分章項下,即圈點,類於特寫,使讀者由文章之警策處悟入,仍是非言説的默示法。二,譚氏則每用情境爲導引,而謂己"因而遇之",此"遇"之偶發無端、興來如答,遂有其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的特殊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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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這舆科學的關係是頗爲奇特的.作爲思想界領袖,他大力推崇科學,宣揚科學,專之爲中國所必須學留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筆下,科學的重要性可説無以復加.但實際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記、書信中,我們却找不到多少科學家的名字,或者科學發明、科學理論的具體介紹和討論.無怪在許多人心目中,胡適是白話文運動先鋒,自由主義大將,抗戰中爲中國争得美國朝野支持的功臣,但在引進、推動科學方面,則無甚貢獻①.但這種印象是否准確?這樣的評價又是否有"厚誣賢者"之嫌?胡這一生講究證據,講求實事求是,我們倘若對於他崇揚科學的那些書論認真看待(而我們的確有理由對之認真看待),那麽將他的科學觀念、科學認識略加梳理,以了解上述現象,和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當是有需要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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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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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20,(1)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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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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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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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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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六法”為我國古代重要的藝術理論,自來論者甚多,目光大多集中於首法“氣韻生動”。本文作者指出,“氣韻生動”無疑為“六法”之靈魂,但其他五法亦有相對的重要性。“傳移模寫“雖居“六法”之末,亦不容忽視。作者認為:(一)依據史實,“传移模寫”作為一件藝術事業,歷代均十分重视,(二)“傳移模寫”之方法与觀念,實隨繪畫創作之發展而衍變。繪畫由工筆發展為“意笔”,“傳移模寫”亦由“工整的臨摹”衍變為“寫意的臨摹”,而後者實質上是一種对於原作的“譯解”,甚至近乎音樂中之“演奏”。此種衍變,體現着我國繪畫發展趨於深化,同時亦隱伏着停滯不前的危機。文中略述西方繪畫中有關臨摹的情况,以作參證比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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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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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爲生命的學問,因此體知與體證對於儒學的理解和發展都具有特别的意義。颜回是孔門高弟,位居"四科"之首,"優入聖域",在儒家道統中居於極爲重要的地位。顏子之體證境界,建基於好學,其踐屣工夫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颇多可述。宋儒津津樂道之"孔颜樂處"正是顏子"優入聖城"的表徵,颜子的儒學史地位不在於理論上之創發,而在於生命之詮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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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書畫的來源徐文長善書法。陶望齡《徐文長傳》謂 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袁宏道《徐文長傳》云: 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子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决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陶望齡謂文長“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仿諸米氏云”。黃汝亨《徐文長集序》謂:“書似米顛,而稜稜散散過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文長書受米字的影響是明顯的,但不主一家。文長題跋,屢次提到南宮,但並不特別地推崇,以为是天下一人。他對宋以後諸家書的評價是公正客觀的,不立門戶。《徐文長逸稿·評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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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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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是清代考據學者的代表人物,其解經方法論鮮明、系統而凝煉,在後世學界也最具爭議性。一般都將其解經方法論解讀爲由實入虚、由部分到整體的單向方法,是一種脱離現實,特别是排斥讀者主體性的純文本主義,這就忽略了其"以心相遇"的體認面向,從而增加了今日"後續的漢宋之争"中一些無謂的争論。而且,如果批評戴震單向方法論和文本主義時自身却真的陷入了純文本主義,則更加不利於戴學研究的深入。一戴震治學自身的語用學維度戴震於乾隆十四或十五年①二十七八歲所作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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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2019,(2)
本文的詮釋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從'邊緣'進入'傳統'"——邊緣,指涉目前尚屬主流語境外的詮釋取徑;傳統,則指涉環繞《莊子》文本而展開的莊學詮釋史。具體入手處,則通過《莊子》文本兩千年間在不同接受時刻、不同時代挑戰、不同方法意識、不同注疏取徑之間所產生的"詮釋裂隙",尋見一個既能"自外主流典範"又可"自彰切己向度"的觀察點,以作爲重探《莊子》文本的邊緣視角。方以智的"大傷心人"視域,就其作爲一個尚屬沉隱、乏人探勘却深富拓迹潜力的切入點,正符此要求。本文以此而借重《藥地炮莊》的"大傷心人"語境所凝蓄的强大"邊緣"張力;這"邊緣性格"正好吻合《莊子》在《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高度密集出現的"畸人"叙事。兩相接榫,正好構成本文貫通方以智解莊進路的研究主軸;筆者因得以循此論述軸綫,重新進入傳統,并嘗試透過"詮釋裂隙"的空白處以尋求思維突破的可能。思維突破之所在,正乃傳統的豐饒生命力得以釋放之所在。本文作爲彰顯此論域的探勘之作,其意義或以此而獲得確立。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