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的寓惠思想

苏轼晚年寓惠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同志对此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但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曹思彬同志在《苏轼在海南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一文中写道:“诗人初到广东,思想和心情当有点波动。然而,当他看到岭南四季如春,风土人情都很好;那引人入胜的荔枝佳果,更打动诗人的心,忍不住写下了著名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也有西湖,风景幽美,诗人住下去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同时决心把家庭在惠州     

秀句出寒饿 身穷诗乃亨——苏轼的黄州时期与岭南时期创作之比较

苏轼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贬官黄州,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改授汝州团练副使,在黄州共呆四年多的时间。从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谪居惠州,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移海南儋州,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渡海北归,在岭南共生活了六年多.这十来年是苏轼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文学创作的大丰收时期。 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主要功业在文学创作上,而创作高峰则在黄州与岭南这两个时期.如其《自题金山画像》中感叹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惠州时期书法观念研究

苏轼谪居惠州是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在书法观念上，苏轼惠州时期的书法观念是其“尚意”书法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对黄庭坚草书变法的认可，体现着苏轼主张在“学古”的基础上“自出新意”的创作观念。苏轼在惠州关于酒对书法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苏轼醉后作书能让自己心手两忘，达到“醉笔得天全”的境界。除此之外，苏轼对颜真卿《争座位帖》的题跋，体现着苏轼“入晋人之室”与“知人论世”的书法审美观。     

从苏词中简析苏轼谪居之心路历程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有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苏轼即是如此,他的如椽之笔饱含着其情感的律动。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在其被贬密州时期、黄州时期、岭南时期所写的词作中隐含着其谪居心路——从自我执著至自我彷徨,再至自我超脱,终至自我回归。     

“惠州景观”到“东坡景观”之变迁及缘由

惠州原有的景观伴随着苏轼的到来愈加扬名。并且,在谪居的几年中,苏轼在惠州“首创”了一批人文景观,这些都成为后人经常游览的著名景点,“惠州景观”遂变为极具个人色彩的“东坡景观”。多重原因造成了此种转变：一是苏轼对惠州景观灵动的描述;二是世人对其“旷达”人格的追慕;三是后世对苏轼“不顾穷达,行仁利物”之济世精神的仰望,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岭南文化与民族精神”—华南师大岭南文化学术讨论会侧记

华南师大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华南师大炎黄文化研究会举办的岭南文化学术讨论会,1993年12月3日至4日在惠州西湖之滨召开。这次会议得到学校领导和惠州市有关领导,我校惠州校友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校党委书记黄茂春同志和副校长颜泽贤同志出席了会议。惠州市有关领导,我校惠州校友为会议准备了优越的条件。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岭南文化与民族精神”,与会代表25人,收到论文22篇。     

此心安处是吾乡

<正>故乡是什么?在苏轼心中,故乡是笔下的一花一木,一风一俗,一城一楼。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作为苏轼的故乡,如今正因苏轼而熠熠生辉。从青年出蜀为官,到六十多岁谪居岭南,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北上开封、密州,东到杭州、湖州,南下惠州、儋州,最后病逝于常州。漫漫人生路上,远离故土的苏轼常回望眉州,他爱乡、恋乡、思乡、赞乡。人以楼记,楼以人名,让我们从苏轼饱含深情的笔墨中,一览眉州独特的风土人情。     

庄子对苏轼谪居时期处世态度影响浅探

苏轼早年对《庄子》的崇尚,屡次遭贬,坎坷波折的人生境遇下,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欣赏和借鉴,无不向世人昭示着庄子齐万物、一死生,委顺自然的人生哲学深刻影响了苏轼谪居时期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的形成。苏轼谪居时期所表现出的随缘放旷的乐观精神,任性逍遥、心闲意适的生活态度,足以表明苏轼此时已经超越了物质因素与生活形迹的束缚和影响,由思想到行动都达到了委顺自然,随遇而安的境界。     

苏轼黄州词中的归隐情结论析

苏轼在诗词文赋中反复吟唱"归去",却终生未曾真正归隐。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在谪居黄州时期表现尤为突出。苏轼黄州词中的归隐情结,集中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追求人生理想,完善自我人格的精神需求。而苏轼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成为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     

论庄子对苏轼谪居诗主体风格的促成

苏轼的生存背景、处世态度及其文论导向的形成，向世人昭示了庄子对苏轼谪居诗旷达简远的主体风格的促成：随着谪居黄州以来受庄子哲学、审美思想影响程度的加深，苏轼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和自然率真的艺术追求日益明朗化。苏轼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为其谪居诗超迈淡泊的特征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苏轼自然率真的艺术追求，为其谪居诗以旷达简远的艺术形式，自由、自然地表情达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试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词赋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儒、佛、道各家思想对他都有吸引力。本文试图简要分析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嬗变探析

谪居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及文艺创作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其思想嬗变为儒道释相结合并以道释思想为主导思想特征。嬗变的原因主要是时代文化的熏染和个人仕宦经历的助推两个方面,嬗变的表现以诗文和书画创作为袁征。这种嬗变使他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思想境界,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

苏轼<蝶恋花·春景>一词,薛瑞生、邹同庆、王宗堂诸先生均疑作于惠州时期.但从此词所用意象看,不象惠州之物象.且查考有关资料可知,惠州在宋代时并不出产杏子.故"青杏"意象之非惠州春景可以断定,此词必不作于苏轼贬谪惠州的绍圣二年(1095)春天.而据其所表述的思想情感看,当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     

怎一个"杂"字了得——苏轼尊儒好道杂禅论

苏轼儒释道杂糅,一尊儒学,人所共知;然其思想形成及转捩的重要时期在哪,却见仁见智。惠州贬前,苏轼佛老兼修,治儒为主。惠州之贬是苏轼儒释道思想发展的转捩时期,佛老膨胀,治身、治心为主,治儒次之,达观自处,但悯世之心仍存。     

苏轼寓惠诗选注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他从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到绍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四月,被贬离惠州止,在惠州过了两年六个月的谪居生活,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苏轼寓惠作品的收集,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张友仁先生也把这些作品编进了《惠州西湖志》中。一九八二年,惠阳地区文联、文化局、惠州市文联等三个单位合编的《苏轼与惠州》中的苏轼寓惠作品,就是以张老先生的收集为依据,做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而印发的。为了有助于对苏轼寓惠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我们组织了部分教师,根据上述两个本子所辑录的作品进行选注,计有诗二十六首,词四首,文十一篇。注解力求简明、通俗、生动,尽量避免繁琐的考据和不必要的引文。简说中有选注者的个人见解和粗浅看法,可能有不少谬误,仅供参考。选注是否得当,有待各位专家、读者雅正。     

论苏轼“黄州三绝”中的黄州情怀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此次贬谪,是苏轼仕途和人生的低谷,却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黄州5年间他写下了许多彪炳千秋的作品,其中"黄州三绝"更是苏轼黄州时期思想嬗变、情感变迁的见证。本文拟从此出发,探究其谪居黄州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情怀。     

曹溪一滴水：苏轼在岭南及其心灵的安顿

苏轼很早就接受了在宋代已广为流传的南宗禅思想,并在诗文中也有表现。苏轼被贬岭南后,与南宗禅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他拜谒南宗禅祖庭,开始频繁地与南宗禅领袖人物交往,接受了南宗禅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在贬谪之地的精神支柱及精神归宿。南宗禅思想对苏轼生活态度及生活方式产生极大影响,并且反映在苏轼创作之中,苏轼在岭南诗歌中推出了一个饱含宗教和哲学意味的意向：曹溪水。     

让东坡居士含笑九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评价也越来越客观、公正,这是十分可喜的。苏轼研究学会先后在四川眉山和湖北黄冈两地召开全国性的苏轼学术讨论会,在研究苏轼的政治、思想、生活和创作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汤泉飞瀑，东坡三游

据可靠史料,苏轼贬谪惠州,前后共四个年头(即从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起至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十一日止),实际在惠州仅呆了984天。在这九百多天中,苏轼一而再、再而三前后三次到汤泉旅游:第一次是绍圣元年十二月,同游者是儿子苏过;第二次是绍圣二年三月,同游者是惠州的地方官——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汴等人;第二次旅游的时间跟第三次游的隔距仅七个月,即绍圣二年十月,同游者是一位特地从北方到岭南来探望自己的故友。苏轼三次游汤泉,两次在冬天,一次在春天,且次次都进佛     

论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艺术创作及思想观

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化艺术创作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其个人思想观超越传统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轼以诗文和书画创作为表征,在超然旷达中进行了思想观的探索,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文首先分析了苏轼黄州初期的境遇,随后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黄州时期苏轼的文化创作特点,以及思想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