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红色出版物述略

一、背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为了强化其在福建的反动统治,加紧迫害与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南京、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早期在闽西上杭由共产党员罗大华主编的《上杭评论》和郭上屏主编的《奋斗周刊》等进步刊物先后被查封关闭.在福建一些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党中央及时派陈明、谢汉秋、陈昭礼等同志分别到闽南、闽北等地负责整顿和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

进入近代以来,各种传染病一直困扰着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未久的革命根据地遭遇严重的疫病侵袭,被毛泽东称为“苏区中的一大仇敌”。侵袭苏区的疾病,主要是当时农村常见的、大多尚无特效药医治的烈性传染病和急性传染病。烈性有鼠疫、天花,急性有疟疾、痢疾。此外,还有烂脚、生疮以及梅毒等。     

略论福建苏区红色歌谣的创作及其特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军事战线上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同时在文艺战线上向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展开进攻。红色歌谣正是在这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产生的,它具有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成为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斗争武器,极大地支援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     

闽浙赣省苏区“红色股票”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尝试使用金融工具为红色政权服务。在各苏区相继成立银行、发行纸币公债。1923年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第一任行长是毛泽民。但鲜为人知的是1933年,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区成功地发行了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这是红色政权发行股票的第一次尝试、被称之为“红色股票”。     

谈湘鄂川黔苏区红色歌曲歌谣

国民党在湘鄂川黔地区的统治异常腐败,捐税繁杂,军阀相互攻伐,滥杀无辜,百姓生活困苦,民怨沸腾,这就为红色歌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该地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为红色歌曲歌谣产生提供了素材来源和人才基础。红军衣着简朴,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深得百姓爱戴,为红色歌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红军非常注重利用歌曲歌谣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树立红军形象,控诉黑暗势力压迫,歌颂军民鱼水情,鼓动妇女解放,激励红军奋勇战斗。这些歌曲歌谣鼓舞人、引导人、激励人,具有革命性、时代性、地域性、创新性、群众性和民间性的特点,发挥了宣传革命、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凝聚军民力量的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提高出版物质量的主要措施

《中国出版通史》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扶持科研课题,现研究、撰写工作已全面展开。全书共计八卷本,上起先秦两汉,下至新中国当代,跨越两千余年。对此项浩大工程,总署领导及各界有关人士极为关注。为了切实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质量第一”的原则下完成这一历史性课题,根据《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的建议,本刊从本期起特设“中国出版通史专稿”专栏,分期发表各断代的试写章节,以广泛征求意见,推进研究编撰工作高水平与高质量。本期刊发的是由方厚枢先生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的一节。     

革命时期闽赣粤浙苏区红色刊物的刊名分析

根据闽赣粤浙等有关出版史料,结合出版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理论,分析了革命时期闽赣粤浙苏区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红色刊物的刊名特点,并与国民党所办的刊物和民营刊物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对当代报刊刊名的若干启示:一是亲民便民,二是精准定位,三是品牌延伸,四是社会趋势。     

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的分田平债

最近,弋阳县档案馆在搬迁过程中,发现一件土地革命时期的珍贵物——“东北苏维埃人民土地委员会土地使用证”。     

地方红色文化档案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闽浙赣苏区民间口述史为例

地方红色文化档案是推动地方事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文章首先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进行了必要的阐发;其次,比较了文献与口述两类红色文化档案的特点;而后着重对红色文化口述史的挖掘渠道和技巧进行了说明;最后对红色文化口述史档案的利用与推广提出了策略性的建议,期望能为地方红色文化档案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闽西红色文化系统要素及其形成

闽西红色文化形成、发展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并与闽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闽西地区原有的文化生态共同构成闽西苏区红色文化生态系统.本文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将闽西苏区红色文化系统要素拆分为物质要素、制度要素以及精神思想要素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其形成.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福建苏区文艺工作的领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福建苏区人民,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同时,也高度重视革命文艺工作,使之成为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个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重视、组织保证、文艺方针政策的制订和贯彻落实等方面。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

新中国的新闻与出版事业是从中央苏区发轫的。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全党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于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的干部。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方法：第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第二，出版各种问题简单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印其他材料供党员作研究的参考；第三，能识字，要求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着重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     

破解集中与分权之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体系的调整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体系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宣传部、党报、出版发行系统并立的格局,构建以政治委员制度为核心的军队宣传系统,依照“党不能包办政权工作”的原则形成苏维埃报刊系统,推动各系统向下延伸,直至党的末梢支部和广大党员、红军战士。相较而言,国共两党都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运用于宣传工作的体系化运作,前者在组织上强调“集中”却归于“分散”,在领导上强调“分工”却趋向“独裁”,未能消除“思想不统一”之顽疾;后者一度走向“集体的指导”和“组织军事化”的极端,转而寻求“集中”与“分权”之平衡,奠定了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论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省港的非苏区报纸

广东土地革命时期,以香港报纸为代表的非苏区报纸因享有新闻自由,无形中充当了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的"义务情报员",客观上为中共广东省委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各种情报.     

论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省港的非苏区报纸

广东土地革命时期,以香港报纸为代表的非苏区报纸因享有新闻自由,无形中充当了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的＂义务情报员＂,客观上为中共广东省委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各种情报。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文学出版的历史贡献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是现代文学出版的延伸和发展,它融合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出版传统,又沿袭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苏区文学出版机制,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曲折推进,在复杂的意识形态较量中艰难发展,又在文艺政策、媒介制度和多种规范的制约下不断丰富,确立起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出版新方向,具有革命史、文学史、出版史...     

河北省西柏坡时期红色遗产开发研究

本文从探讨西柏坡时期红色遗产的内涵入手,进一步分析了西柏坡时期红色遗产的重要功能和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省西柏坡时期红色遗产传承、保护和利用工作的经验,针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革命时期红色出版的知识谱系与致用实践

红色出版的意涵,包括知识谱系构建和政党政治实践两个层面,因而对红色出版史的考察,具有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研究的双重意义。本文把红色出版放在时空流变的视野下,考察不同出版主体、不同时局情境、不同政治目标下的出版脉络演进,既呈现红色出版的整体面貌与动态调适过程,也阐述红色出版在作为知识传播中介与政党政治开展工作方面所发挥的多重历史作用,尤其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方略的运用多有着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