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到革命者: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流动

抗战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怀着满腔激情奔赴延安,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大环境,更好地宣传抗战,砥砺国人,延安知识分子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自觉地进行了身份转换,从旧式文人变成了新文化的代言人、宣传者,从纯粹的文化人变成了坚定的革命者。     

略论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嬗变

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发展、形成、分裂、瓦解和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家族制度、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培养了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制度的废止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传统知识分子失去原有制度的保护,出现身份认同危机。随着革命的演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组织里获得新的身份认同。     

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

延安相对稳定、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但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构成、动机不一、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其教育、改造也成为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调整。     

建国初期和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研究

延安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一个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方向、面貌和精神心理的知识群体.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对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建国初期与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比较研究,分析党在两个阶段知识分子政策的异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现行及未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借鉴.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探析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史学工作者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批判地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有借鉴意义.     

改造与型塑：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既与党对军人、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交叉重合的共性部分,又因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呈现出特殊性。基于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阶级属性的认知和判断,党修正了前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并通过身份认同、任务驱使、符号教育,改造和型塑了延安知识分子,将之纳入党主导的革命话语体系,为抗战和革命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亦为此后的知识分子改造埋下了伏笔。     

改造与型塑: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既与党对军人、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交叉重合的共性部分,又因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呈现出特殊性.基于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阶级属性的认知和判断,党修正了前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并通过身份认同、任务驱使、符号教育,改造和型塑了延安知识分子,将之纳入党主导的革命话语体系,为抗战和革命胜...     

虚构的贫穷——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经济身份认同

20世纪前半叶的知识分子在叙述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时,大多倾向于作出低估。这种现象与晚清以来科举制被取消的重大变化有直接关系,即由于知识分子无法继续通过科举制准确地定位自身,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重构自身经济身份的方法来确定自身在社会的位置。而这一切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话语的扭曲和随之而来的逻辑错位的一种表述。     

政治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身份意识

文人和政治家这两种身份认同的激烈交锋贯穿了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明显趋向于文人身份,而对政治家身份持拒斥的态度。这与他对革命的理想化认识及其绅士意识有关。瞿秋白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导致的文人从政的悲剧,毋宁说是诞生在一个革命语境当中的知识分子的由于时代而造成的悲剧,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在我国现代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与身份认同

作为人之本性的爱情,在现代文学的书写中呈现了多样化的内涵,自始至终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相关联。在五四时期,爱情附着在个性解放的大旗下,是佐证知识分子自信力的有力武器;在革命认同的30年代,爱情遮蔽在革命的羽翼下,有力地缓解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在人民认同的40年代,爱情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安慰剂,是知识分子在日益边缘化的处境中安慰心灵的良药。这种借女性的爱情来彰显身份认同上的自信或缓解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的写法,仍没有脱离传统文学的窠臼,使得现代文学的爱情书写某种程度上缺乏了一种形而上的品格,很难达到对人性的思考。     

教育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

教育知识分子是站在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立场上来批判、反思教育现实的一群知识人。在传承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教育知识分子肩负着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的使命。教育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可以大致分为外在式的批判、批判主义的批判和批判理性的批判三种类型。不同的批判类型将导致不同的文化效果。为了在教育领域中形成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理性认同,教育知识分子应避免外在式的批判和批判主义的批判,从而在批判理性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深度的文化认同,最终实现对于文化传统的有效传承。     

教师专业身份认同从文化依从走向文化创生

教师专业发展关系到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理论的提升等.制约教师专业发展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外因和内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内因是决定着事物的变化发展,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处于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的是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笔者经研究发现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建构趋势:文化依从、文化觉醒、文化创生.探索并揭示其建构路径,旨在促进教师成长,实现其专业发展.     

身份认同：知识分子与革命、民众之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相当多的作品都呈现了知识分子自我的身份认同与革命、与民众的密切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身份认同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轨迹:"五四"及20年代前半期体现为自我认同,在认同中又有危机;大革命前后及30年代体现为革命认同,在认同中又有左倾;抗战及四十年代则体现为人民认同,在认同中又有困惑。总之,知识分子自我、革命、人民是我们理解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三个关键词,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以及精神特征,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份的不同与地位的变化。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研究和阐发中国传统哲学,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三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浅析文化身份认同与语言学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保存和传承的工具.语言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学习的过程,因此语言学习在学习者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文化身份认同也影响着语言的学习.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何正确理解和看待语言学习和文化身份的关系,有助于语言教学和学习者文化身份的保存与维护.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价值互认、理论互动和实践互助为视角

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主要是缘于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在价值互认的基础上构建并形成了理论互动和实践互助的良性关系。价值互认是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构建良性关系的基本前提;理论互动与实践互助是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良性关系业已形成的具体表征。通过理论互动,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理论立场和研究旨趣的重塑,知识分子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实践互助,中国共产党帮助知识分子融入了延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知识分子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革命话语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增进民众政治认同的路径及其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重要转变,得益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诸多路径获得了广大中国民众的高度政治认同。这些路径措施主要有：注重政治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厚植民众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大力发展边区经济,打牢民众政治认同的经济基础;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建构民众政治认同的法理基础;关切民生,赢得民心,构筑民众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增进民众认同的生动实践,为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深刻的经验启示：坚强有力的领导是党增进政治认同的保障;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增进政治认同的关键;广泛的政治认同始终是党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前提;更好满足民众诉求是党增进政治认同的核心。     

康巴:边地文化与身份认同

康巴文化是当地羌文化与汉藏文化不断融合,且适应当地特有自然环境而形成的。历史上由于当地人口的高流动性、小规模部落分治的社会制度以及各种外部影响,整个康巴社会内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局面,也没有族群意义上的康巴认同。文成公主的传说和格萨尔王的传说分别体现了汉文化与康巴文化及其身份认同、康巴本土文化与其身份认同的关系。     

延安时期的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延安时期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指导中国社会进步的成果体现。它是在同反动文化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形象的身份认同危机——以王蒙《活动变人形》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对此最为敏感、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王蒙带着对时代的洞察力,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他笔下的倪吾诚是跨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有着明显的身份焦虑感。在现代性的文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世俗精神与文人情怀的冲突以及"他者"目光的干扰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