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与“学衡派”之关系考证

林纾与“学衡派”先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这其中有内在的联系。林纾对包括“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在内的后辈人物产生过影响。作为他们共同的老师,不论学缘关系远近,影响大小如何,林纾总以言传身教,或作品流布来影响生徒和后辈。林纾与“学衡派”这种内在的联系可以通过考订三个关键人物对林纾的维护来确证。这三位人物就是吴宓、胡先骕、李濂镗。     

林纾魏易合译“林译小说”的艺术魅力

“林译小说”中优秀译作很多,其中不少是林纾与魏易合作完成的。魏易精通外语并与林纾合作默契,林纾具备深厚的古文功底和高超的文学感知力和创作能力,二人合作打造了“林译小说”特殊的艺术魅力。林纾的成就与魏易密不可分,他们合译的“林译小说”影响深远,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论林纾的士人品格

林纾在晚清学界以“狂”名著称，与林述庵及另一林某并称福建“三狂生”。林纾性格狂荡不羁，表现出不与世俗合作的态度，因此屡遭世俗的诽谤。林纾对此虽有所觉察，但狂傲之气至老仍未收敛。林纾青年时期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科举之路，有着很强的功名观念。但由于性格的孤傲、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清朝官场的黑暗，林纾追求功名之心逐渐淡薄，最终从“仕进”走向“隐退”。     

他者镜像的建构与文化权力的争夺——对于《新青年》与林纾之论争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新青年》作者选择林纾作为攻击的靶子,并不是因为对方是所谓“旧派”的代表,而是因为林纾是晚清以来融汇中西新旧文化的典范,《新青年》作者们力图建构林纾作为他者的镜像,一方面紧抓林纾旧派资格问题大做文章,同时也力图全面否定林纾译介西方小说的成就,《新青年》作者们将林纾从“亦新亦旧”的近代文化典范贬低为“不新不旧”的文化落伍者,在争论过程中,无论是《新青年》作者们还是林纾,都努力夺取“亦新亦旧”的文化制高点,而前者的胜利与后者的失势,则清晰地显示出,以《新青年》及其支持者为代表的现代新知识分子,成功地从晚清以来一直主导中国现代化潮流的新派士绅手中夺取了文化的主控权。     

福州近代文化巨人林纾在民国

林纾是民国小说史的首席作家,是捍卫传统文化的反潮流英杰,是福州近代“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的文化巨人。林纾应该肯定的不止是翻译,“译界之王”、“译坛泰斗”不足以概括他的历史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林纾势将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无疑,林纾是福州近代的文化巨人,他与政治巨人林则徐、思想巨人严复一起,堪称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三巨人”。     

论林纾的文学修为

林纾是闽籍作家,不识英文,却引介“西学”, 而且用的是文言,成为译界奇观。“白话”登台亮相,林纾却对“文言”情有独钟,故有“文白之辩”,因此被文学史疏远。所幸“文言”与“西学”在林纾笔下情投意合,称道者众,为“小说”扶正立下汗马功劳,又与新文学启蒙不期而遇,其文学修为举世瞩目。     

从林译序跋看林纾的爱国情怀

序跋是窥见学者学术思想、性情志趣及学界交游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林纾高度重视序跋的写作,“林译小说”的大量序跋是其启迪民智,探寻救国图存之道的重要载体。在林译序跋中,林纾提出了“变法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一系列重要的理念,是林纾渴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强国之梦”的真实反映。     

林纾与《东方杂志》

林纾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学家.《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旗下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刊物,在它的早期刊发了林纾大量的译作和诗文,成为林纾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林纾与《东方杂志》都受到了陈独秀等激进派的严厉批判.林纾致力于译介西学,最终落得个“守旧”之名;《东方杂志》以理性之态度启导国民,介绍西学,也同样落得个不新不旧的“杂乱派”之恶名.     

林纾的“口译者”考

林纾的“口译”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其实他们也是“林译”作品的重要参与,王寿晶,魏易,陈家麟,普宗巩等精通西,并有着一定的学修养,与林纾合作默契,为林纾能翻译出这些多优秀作品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其他一些“无名英雄”,我们也要肯定其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应有的地位,当然,他们对林译作品的失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狂人”的精神文化链条上：林纾人格论

林纾虽然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顽固守旧派,但从文化人格上看,他和那些被称为时代“狂人”的“五四文化激进派”一样,也体现出一种“狂者”精神,同样属于中国“狂人”精神文化链条上的一环。只不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动作型”、“铁血型”的狂者有所不同,“畏天循分”的人生信条使林纾更体现出“狷者有所不为”的一面,而“狂狷”与“循分”的融合则造就了林纾晚年身为“道德遗民”的人生方式。     

“言说困境”的消解与“言说方式”的确立——林纾在杭州期间的翻译转向

1899至1900年,在杭州谋生的林纾出版了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魏易合作完成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并为?译林?杂志作序。这对林纾的翻译和人生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受益于杭州地区的同乡社交网络,林纾依靠?茶花女?的出版摆脱了困扰其多年的“言说困境”并获得巨大的士林声望。与此同时,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及“助译”等现实条件的制约,为了更好地言说己见,林纾关注的翻译对象渐由西方政史著作转向小说。在杭时期是林纾翻译的重要转折,也为其后来的人生路径埋下了伏笔。     

如何看待创造性叛逆与林纾文学翻译中的"讹"

林纾是中国近代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然而,他的译本中存在着大量的“讹”,常受人指责。在分析和比较创造性叛逆和林纾文学翻译中的“讹”的基础上,找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林纾古文论研究评议

林纾曾是名重一时的文章泰斗,他的文论著作极其丰富,但研究者们往往更关注他的“林译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大陆地区对林纾古文论研究停滞不前,反而在港台地区蓬勃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林纾古文论研究在内容的扩展、方法的提升、角度的丰富都有不俗的表现,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厘清林纾研究中那些含混不清的问题,更准确地界定林纾在传统文学史上的地位,使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等等。     

林纾散论

本文通过林纾夫人之死及口译合作者和出版者的作用,探讨“林译小说”的发端及风行原因,强调偶然因素对历史事件所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次则讨论林纾的“古文”观及与桐城派和林译小说文体的关系,辨正所谓古文与西洋小说之间“义法”、“语言”的相合。最后论述林纾的思想、文学的守旧观点,以及他的保守主张与一度俨然“新党”的历史。本文对林译小说的基本事实不予讨论,重在分析其中迄今多少为人忽视的一些细节问题。     

林纾文学翻译思想刍议

<正>林纾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况下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1897年,林纾的妻子刘琼姿病故。林纾中年丧偶,终日郁郁寡欢。其时,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字子仁,号晓斋主人)对他说,巴黎小说家都出自名手,其中仲马父子最为著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王子仁邀请林纾与他一道翻译《茶花女》,这样,“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蹙额对坐耶?”于是由王子仁口译,林纾笔录,合译完成《巴黎茶花     

从《林纾的翻译》解读化境说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文学解译的最高标准(理想)是“化”,由此出现了中国传统译论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化境说”;通过解读《林纾的翻译》,追溯“化境说”的理论渊源、诠释其本质内涵以及它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在历史的交叉点上——略论林纾

本世纪初期，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奔腾而来时，林纾曾自不量力，以旧札教和古文的卫遭者自居，率先跳出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因而遭到新文化阵营猛烈的反击。林纾也因此在文学史上被盖棺论定，成为封建复古派的典型代表。对这一桩历史的公案，是非早已判明，无需后人再来斤斤计较；然而对林纾这一个“人”，“盖棺”亦未必能“论定”。     

林纾的文化品格与大学文化建设

林纾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化人,林纾的人格魅力与文化品格包括心系民族和警醒社会的心灵世界、“畏天循分”和忠义侠胆的人格正气与魅力、博爱深广的情感世界、“木强多怒”心系国家和民族的爱国情怀等几个方面。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挖掘和总结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并对之发扬光大。以福建工程学院为例,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挖掘和认识林纾的文化遗产与人格魅力、文化品格;二是如何弘扬林纾的文化品格与文化遗产,为建设当代大学文化服务。     

林纾论文的“取法乎上”——畏庐文论摭议

清末民初,桐城派古文屡遭世人的诟病。林纾虽为桐城派辩护,却也“论文不能不取法乎上”(《春觉斋论文·述旨》)。毫无疑问,林纾是想直接从古人那里寻找古文法程,他说:“即桐城一派,亦岂能超乎韩、欧而独立耶?”还引证钱虞山“当力追古学,勿流连今学而不反”的话(同上注),其“取法乎上”,明显具有探本溯源,力追古学的意思。同时,林纾在推奖桐城派之余,对此派文章也有微辞。如云:“桐城之短,在学归、欧”,作     

圆融与逸出——林纾与“小说笔法”

林纾，作为古大家，既兢兢于古，又热情于小说翻译与创作，其中的转换因子是“小说笔法”。林纾对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笔法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圆融，并逸出到小说翻译与创作，使其古与小说独具风味与魅力，具有深刻的化意义，体现了雅俗学的共容与交融。林纾和他的作品凝固成新旧学的临界态，而“小说笔法”则成为这一状态中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