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史:三百年清史重新评说

1908年的冬天,宣统继位,醇亲王载沣派人查阅清朝初年摄政典礼的档案。不知是当初的摄政档案根本就没有存档,还是清王朝大厦将倾之时管理混乱,反正该人没有查到所需要的东西,一气之下便请求焚毁所有的大内档案。这时,有人在档案中发现宋版书籍,张之洞派人调查后决定把这批档案暂时保存下来。由于种种变故,这批档案后来的命运可谓异常辛酸:装为八千麻袋后被移置于学部、国子监、午门等处,在宋版书被人淘尽后,又被卖到纸厂,罗振玉等将其抢救出来。这就是近代档案史、文化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对晚清重臣张之洞来说,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一件小事,在著名作家唐浩明新著的三卷本小说《张之洞》中也并不见记载。但就是这件事情,为国家和民族保留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1928年,傅斯年代表历史语言研究所致信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要求购买李盛铎所藏的大内档案,对这批档案的价值便有充分的预见:“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手有价值之材料也。”解放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国史馆档案及其他清代档案集中保管。2003年1月28日,作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的大型《清史》编纂     

明初宫廷藏书数质疑

目前文献学界多据《明史·艺文志》认为明初宫廷藏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事实上,《明史·艺文志》这条记载本身是不可靠的,明初宫廷藏书不可能达到“近百万卷”。     

《明史·食货志》校误之二——“提控、案牍”校正

正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明史》第7册第2002页,卷82《食货六》"俸饷"一节在记载官员俸禄时,有文刊曰: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按,此处"提控、案牍"标点有误,"提控案牍'为专有名词,不能点断。明代职官的设置,可查《明会典》卷二至四"吏部·官制",惟其卷四"【官制三·外官】"载     

从档案史料看《明史·本纪》的缺、漏、略诸问题

《明史·本纪》中存在月份记录缺失、重要事件被漏记、对自然灾害等一些实情记述过于简略等诸多问题,本文试以《明实录》等档案史料为参照,来探讨《明史·本纪》中的这些不足之处。     

达瓦齐究竟如何夺取汗位——兼谈准噶尔内部的民族矛盾斗争

1981年,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见到一件记述最后一个准噶尔汗达瓦齐夺取汗位经过的档案,为《清实录》等清代官书所不载。它可以订正清代官书及私人著作关于这个事件记载的失误,并有助于了解准噶尔后期的社会矛盾。现据以草成此文,以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补益。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死,新疆政局“动荡不安”。准噶尔政权陷于“分崩离析”     

论乐府诗选编著作发展及其特征

“乐府”最早出现在秦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其属秦少府所管辖,具体职责不详。据《汉书·礼乐志》和《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时期,“乐府”复建,其职能为搜集各地民歌,兼及文人创作,并由中央机关统一整理乐曲,以期达到“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的目的。这些诗作被后世称为“乐府诗”。（由于时代和观念的变迁,“乐府”一词,     

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一批日本侵华罪证档案北大核心

8月11日,在黑龙江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日本侵华罪证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作了主旨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本次向社会公布的日本侵华罪证档案资料包括：以编辑出版《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书籍的形式向社会公布的日本移民侵略黑龙江档案;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20件;日军“慰安妇”档案7件。公布的这批档案资料都编有专题目录,以供社会各界查找利用。     

2000年至2004年数字档案馆研究论文情况统计分析

数字档案馆研究是当前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统计,2000至2004年5年间“篇名”中含有“数字档案馆”字眼的研究论文共计160篇。“数字档案馆研究已无可争辩地成为档案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1〕出现了诸如《数字档案馆时代档案人员的多重角色》(《档案管理》2000年第5期)、《人才·技术·标准·制度———数字档案馆的构建与运作》(《北京档案》2002年第2期)、《基于内容管理的数字档案馆集成模型探讨》(《档案与建设》2004年第11期)等一大批有关数字档案馆及其相关技术研究的经典文章。“数字档案馆及相关技…     

解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正《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2005年5月27日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修改《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并于6月1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正《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是我市档案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推进全市“依法治档”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与科技文件材料之最(二)

1.现存最早的医药档案是甲骨档案中有关疾病医药方面的记载。2.现今所知最早的医事文件。据《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这里所说的“医之政令”是我们现今所知最早的医事文件。3.现存最早的病历档案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传》中记载的淳于意的25种医案。4.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检验档案是1975年我国高梦县出土的简片,其中有秦朝的尸检鉴定书。     

天启三四年对安邦彦的用兵(上)

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继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之后,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反明,号罗甸大王,兵陷毕节,围贵阳。安邦彦所部在贵州、四川等地活动达八年之久,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贵州巡抚来燮元攻占水西,安邦彦、奢崇明败死。有关对安邦彦用兵的情况,《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等史籍中虽有记述,而本馆所藏明代档案,对天启三、四年明中央及地方政府,如何调兵遣将、筹集粮饷等情况的详细记载,却为上述史籍中所缺略,故予公布,以供研究。     

信息传真

《档案与建设》喜获华东地区期刊“优秀栏目”奖2020年12月24日,由华东地区期刊协会联盟组织开展的“华东地区期刊·优秀栏目”评选结果公布,《档案与建设》期刊《学术园地》栏目荣获“优秀栏目”奖。《档案与建设》自1984年创刊以来,始终在档案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江苏省一级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刊。《学术园地》栏目作为传统栏目,开设30余年来,始终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注重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展现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展,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     

《明史》中贵妃宝印记载考释

正关于明代贵妃的宝印,《明史》《明会典》与《万历野获编》等史籍记载皆有不同。明初,贵妃只授镀金银册与金印。宣德元年(1426年),特赐予孙贵妃金宝、金册,但此事仅是特例,贵妃授宝并未成为定例。本文拟对相关史料进行考释,以廓清明代贵妃宝印之史实。一关于明代贵妃授予金宝的不同记载有关明代贵妃的宝印,《明史·后妃传》载"故事,皇后金宝、金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妃     

中国历史档案散失惨重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刘国能委员的话让人吃惊：“我国有字记载的明史4000多年，可现在国家档案馆藏较为完整的档案史料仅始于1616年，即有档可查的历史不到400年。”     

我国档案科技一项新成果在内蒙古问世：档号机、归档文件编号机深受用户欢迎

前不久，继2002年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档案馆“清朝皇帝对鄂尔多斯蒙古王公的诰封”和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阿拉善亲王旗历史档案”人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后，2003年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内蒙古垦务档案中的清代垦务档案”，经国家档案文献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严格评审，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

户部银库,是清朝的国库。银库每年存银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相关联的。本馆所藏军机处《上谕档》中,载有一件乾隆四十年军机大臣遵旨查明康熙、雍正至乾隆三十九年户部银库存银情况的奏片,及所附历年存银数目清单。这件史料,即便当时就因档案“霉烂不全”而造成康熙朝部分年份库存银数佚漏,但雍正至乾隆三十九年的存银数,则一一载明。这对研究“康乾盛世”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状况是有一定价值的。现予公布,供研究清史和清代社会经济史参考。     

云南省档案馆珍贵馆藏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02年3月8日,我国第一批48件(组)珍贵档案文献,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审定,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我国对于档案文献的管理正迈向新的阶段.在公布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48件(组)档案文献中,我省申报的《1915年云南护国首义档案文献》、《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文献》、《纳西族东巴古籍》等3件档案文献榜上有名.3件珍贵文献除《纳西族东巴古籍》外,其余两件均为云南省档案馆珍贵馆藏.     

明清档案在台湾的整理、利用与出版

日本著名清史学家神田信夫,在一九八○年九月出版的《骏台史学》第五十号上发表了题为《清史研究与档案》一文,其中介绍了三十多年来明清档案在我国台湾的整理、利用与出版情况。现摘要如下: 众所周知,明清档案有一部分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分三批被运往台湾。据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记载,运至台湾的档案共有二百零四箱,其中“宫中档”三十一箱、“军机处档”四十七箱、“国史馆档”六十二箱,其他国书、诏书各一箱、杂档一箱。最初保存     

我国和我党照片档案之最

一、我国最早的照片档案据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内阁官报》载,谕旨规定:凡内阁派遣官员,应一律废除以前所采用的填写履历、核对笔迹的办法,改用查对照片。这是最早的把官员照片作为人事档案的文献记载。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开办的工厂,大多都拍     

李成梁卒年新考

对明末名将李成梁的卒年,学界有不同看法:万历三十四、四十三年说。《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明史·功臣世表》《续文献通考》均取前者,施和金《李成梁卒年考》指出该说法出自《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的记载,并进一步论证李氏卒于万历四十三年(《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万历四十六年说。园田一龟认可康熙壬寅年(1722)《李氏谱系》内李成梁"生于嘉靖丙戌年(1526)七月十四日卯时""卒于万历戊午年某月某日,享年九十三"的说法,但这与《明史》本传"卒年九十"不符,他认为当以族谱为准(《李成梁と其の一族に就て》,《东洋学报》第26卷第1号〈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