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蓝鼎元入狱事件探微

清朝雍正年间,政绩卓著的知县蓝鼎元突然间被免职入狱,经过地方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蓝案历经四年最终平反。蓝案的发生看似偶然却是一种必然,蓝鼎元社会治理的艰辛岁月与罢官入狱的政治悲剧,反映出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出了清初国家“大一统”实践过程的艰难与挫折。     

王阳明乡治思想探析

在阳明的文录、公移、告喻、奏折、诗文中,有诸多乡治思想。阳明在庐陵、南赣、汀漳、上杭、平和、崇义、思田等地平定叛乱、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办书院社学、实行保甲制度、制定乡规乡约、推行土官自治、疏通盐法、设立县治等都是其乡治思想的体现,表现为宽猛相济、恩威并重、德法兼施等特点。     

从王阳明乡治实践看基层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CSSCI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有其自身相对固定且成熟的模式,这一模式是在王阳明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难以数计的地方官关于社会治理的思考和长期乡治实践的经验中形成的。在国家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长期交互中形成的这种国家公权力通过中间力量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模式,虽然与现代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存在某种相似性,但从传统中国以乡土社会为基本社会结构的背景来看,“第三领域”主体自身的特殊形成机制及其功能为中国传统乡治刻画了独特面貌。     

杨增新治新时期的南疆乡约

杨增新治新时期的南疆乡约于封建时代的中国内地的乡约，新疆的乡约从其职责功能等方面来看，更接近于现代的乡长，对于乡约在乡里事务中的种种不轨言行，杨增新主要是从整顿汉族官僚的吏治中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效果不佳，痛恨无奈之下，他只得将一些乡里事务交给乡村绅士去办更新，但问题仍未解决，一内地乡约和以后金树仁、盛世才时期的乡约的困难处境和卑微身份相比，杨增新时期的乡约不仅有权势地位，而且还有利可图，这恐怕不仅仅是杨增新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结果。     

梁启超的“乡治”论及其启示——兼论“茶坑”应成为“乡治”文化名片

1925年,梁启超深情回顾其家乡茶坑“乡治”实况,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南方农村“乡治”传统的历史记载。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坑“乡治”对当下的村民自治仍有借鉴意义。梁氏的茶坑“乡治”是研究、发掘传统“乡治”制度与文化的宝贵文献,“茶坑”作为梁氏笔下“乡治”的村名,应打造成为“乡治”文化的名片。     

北宋乡兵述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地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军事中坚力量。     

从《鹿洲公案》看蓝鼎元的折狱之道

清代官员蓝鼎元的《鹿洲公案》真实记录了他在广东普宁、潮阳担任知县时审理过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他深察人情、主张教化,巧用鬼神、洗冤缉凶,注重调查、体恤百姓的折狱之道。其折狱之道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深厚底蕴和社会经验的丰富累积不无关系,对今天的法官素质养成而言,在司法良知、司法理性与经验方面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乡政村治”困境的制度性根源探究

在中国农村普遍实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应有之责,反而陷入发展的困境中,究其根源主要是在现有国情下,"乡政村治"模式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     

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有关古代县官,学界过去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此文则试图从乡村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以雍正年间蓝鼎元任知县时审判过的案件为例,分析处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汇点上的知县,在鲜活的海疆乡村社会里所开展的社会控制实践、实际效果、局限性及其原因所在。     

农村政治制度创新:“乡政村治”的良性对接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取消后 ,我国农村逐步实现了“乡政村治”的行政格局。尽管目前有些地方存在非良性对接的现象 ,但从理性发展的角度分析 ,在社会学理论层面上蕴涵着制度创新的意义 :一是权力结构创新 ,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 ;二是政治体制创新 ,实现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 ;三是管理功能创新 ,做到了行政调控与自我调控的相互补充。坚持实践与完善这一制度 ,对于维护农村长治久安 ,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其特有的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特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铺垫乡村治理制度平台、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降低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本等重要作用。分别从合情性建设-创新社会资本的载体投入、合理性建设-重视社会资本的塑造积累、合法性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法治轨道等方面积极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     

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

农村社区教育是社会治理全面实施的有效载体,也是助推社会治理深入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增强基层社会发展活力和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意义重大。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教育的理念日趋科学化、主体日趋多元化、方式日趋多样化。为推进农村社区教育发展,需要更新农村社区教育模式,构建农村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关系,发挥农村社区文化功能。     

以“融合”促“善治”:乡村治理视域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教育是国家治理理念与目标的重要传导途径,发展农村教育是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面向乡村“善治”目标,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应面向乡村社会致力于优化人心、生产秩序和生成能力。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悬浮”状态,如机构上移、“农教互离”以及教师角色变化,严重限制了其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教育应选择“教治”融合、“校地”融合、“教产”融合与“四教”融合的路径,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生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中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农村贫困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和富强。在反贫困过程中,越来越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作用,特别是人的心理素质的提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提出从成就动机、认知模式、社会情感、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等方面来构建中国农村反贫困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强调政府、媒体、心理咨询机构、教育、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作用,重塑农村贫困群体健康、成熟的社会心理,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概念、类型及困境

乡村治理是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稳定和发展的动态活动过程。乡村治理有一定的社会情绪基础和背景。要全面深入分析和理解当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就不得不深入分析其内隐的社会情绪。村庄是乡村治理的对象和基本单元，村庄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情绪即是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村庄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社会情绪。异向社会情绪在中国乡村的蔓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城镇化进程中贵安新区乡村治理问题探析

城市文明是对农村文明的超越和发展,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在实现自我蜕变的同时,被动地承受着城市文明的浸染。其中,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思路和措施也开始经受新的挑战和质疑。贵安新区当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新区的城镇化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实现区域范围内基础薄弱、欠开发、欠发达的农村和农民的城镇化,如何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必须迅速明确思路,找到切实可行的具体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根本,乡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