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

在古代,城墙和护城河将城市包围,并使其处于封闭状态。同时受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制意识的影响,导致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城隍信仰的产生。城隍信仰的兴衰对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等方面。     

从越南城隍信仰内涵变迁看中央与地方权利的交流

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除了制定系统严苛的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外,自上而下的文化渗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越南作为一个受中国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汉文化自然而然成为民众信仰记忆的一部分。然而汉文化传入越南之初,其主要流行于封建统治阶层,民间则处于多神崇拜的原始信仰阶段,因此国家上层阶级在大力推行汉学治国理政的同时,也曾与民间地方信仰或地方权力发生过矛盾,后来经过上下两层交融与调适,两者才逐渐达成共识。文章主要从越南城隍信仰内涵的变迁来探析统治者在对地方进行思想统治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权力如何实现良好的交流和调适。     

民俗学视角下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初探

城隍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民俗事象,还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崇奉的人文道德精神,在丰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对维系社会群体内部各种关系,鼓励人们抑恶扬善,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但因城隍信仰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如同其他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包含一些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与生活的因素,因而必须对其客观认识,科学引导,创新管理,以促进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     

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

中国志怪小说中反映的城隍信仰起源于远古的土地神崇拜。远在周代，水庸（城隍土地）就已列入岁末蜡祭的大典之中。三国时期，城隍开始向人格神转变，并广泛流行于江南。唐朝时，城隍信仰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宋初，城隍祭祀被正式纳入国家官方祭祀大典。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     

从城隍信仰看宗教神灵的形成

城隍信仰起源于古代的水庸祭祀,水即隍,庸即城。城隍神的出现与百姓的崇敬和信仰是分不开的。城隍神最初是自然神,后来演变为人物神。城隍神多数是由历史上的官员、英雄去世以后演变而来,在百姓们的供奉下,成为能够护邦安国、救苦救难、帮助百姓消灾解厄的神灵。通过心理学、宗教学的比较研究,结合城隍信仰的形成,可以得出理性的结论：通“神”的实质是沟通了集体潜意识;遗传基因是“神力”的物质载体;集体潜意识是“神灵”智慧的宝藏;世界上本来没有神,信仰者多了,也就成了“神”。     

城隍、城隍神及其他

谈起城隍,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就是神。其实城隍的本意并不是神,而是城池。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城的定义是“盛民也;从土城”,意思是将人民置于其中。清代古文字专家段玉裁,将“盛民”比喻成“如黍稷放在器皿中一样”,含有保护或守御的意义。而隍,许慎明确指出是“城池”。池都筑在城外,有水的称“池”,无水的就叫“隍”。《易泰》和《周易窥余》这两本与“易”有关的深奥作品中,都有“城复于隍”的说法。其意思是在城之外,还包有池濠。班固的《〈两都赋〉序》说:“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后汉书·班彪列传》也谈到首…     

唐代的城隍神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

唐代的城市和城隍神信仰都有很大发展,二者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也大体相似,这就使得城隍神信仰与城市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城隍神信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唐太宗伐高丽的缘起、过程及失败原因探析

唐武德年间,高丽向唐称臣朝贡.但至贞观十六年,高丽莫离支弑君,独掌大权,并联合百济攻打新罗,使辽东陷入战乱.唐太宗为平衡各藩国势力,加强对辽东的控制,在调节不成的情况下,于贞观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御驾亲征或是命大将率兵,几度从陆路和海路征伐高丽.但是由于仓储不足、东北气候恶劣、高丽山城防御坚固、交通不畅、错失战机等原因,导致唐军皆兵疲而归,最终未能平定高丽,攻克其都城平壤.     

真信无畏 大敬不黩——林则徐与城隍信仰

林则徐青少年时代,不仅清统治者提倡城隍信仰,且其特定的居住环境、家庭环境都洋溢着浓厚的城隍信仰的氛围。城隍信仰中"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吏治精神,对青少年林则徐起着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在官宦生涯中,林则徐遵守国家礼规,组织、参与了城隍官祭活动。出于"忠君爱民",林则徐最频繁组织、参与的城隍官祭活动是水旱的"祈报祀"。林则徐对城隍信仰的基本态度是"真信无畏、大敬不黩"。     

摒弃、游离与坚守:现代性视域下上海城隍信俗文化的思考

在传统社会,上海因受吴越文化和海滨环境的影响,加之人们生存需要和对生命的祭奠,民众十分信仰城隍神,城隍庙文化极为兴盛。近代以来,上海城隍庙及其文化在都市文化的浸润下逐渐变得意象深邃,而祭奠生命的城隍信仰却渐趋黯弱,在民间信俗层面城区民众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摒弃、游离与坚守三种取向。在某种意义上,透过城隍庙这一历史窗口,可以窥知古上海的文化气象、城市精神和与之相关的历史真义。     

创新制度化探索的缘起、困境与思路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已经成为时代进步的助推器。创新需要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使创造性过程有序化和规范化。与具体创新不同的是,创新制度化是哲学一般性思考范式,它包含了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学理分析,目的是找到具体创新的一般规律,从而形成常态化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化不仅可以调节人与资源之间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还有利于一般主体向创新主体转化,能增强创新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消解创新风险并激发创新热情,最终促进创新价值观形成,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探析

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是推动高校理想信念教育走向科学规范、系统有序的实践过程.遵循制度化的基本意涵,需要搞清楚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所具有的行为关系的现实性、行为模式的常态化、实际操作的科学性、空间维度的延展性以及目标指向的实效性等本质特性.全面认识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生成逻辑、内在特质要求和现实客观诉求,有助...     

我国高职校企合作制度化探析

高职校企合作的制度化是实现高职校企合作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目前由于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的实施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使得高职校企合作制度化无法实现,进而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的相关策略。     

当代大学生信仰教育探析

当前,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非常重要,它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进行信仰教育目标在于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使之成为德才兼备的“四有”新人;内容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五信”教育,即物质信仰、精神信仰、伦理信仰、国家社会信仰和宗教信仰。基础是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点是夯实大学生的法纪信仰和道德信仰,关键是弘扬主导信仰,根本是着眼最高信仰教育。     

经济伦理制度化问题探析

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在经济伦理的研究中嵌入制度化目镜,是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热点。与转型期相伴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交锋给经济伦理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旧转换的真空。经济伦理制度化作为经济伦理调节经济发展作用得以真实有效发挥的立足点,在于及时形成共识,共同构筑新时期符合实际的经济伦理规范体系,发挥政府职能,强化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实现机制。     

从地方文献看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以福建地区佛教俗神崇拜为中心

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教）与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方志、笔记小说等福建地方文献,考察清水祖师等福建地区佛教俗神的崇拜情况,说明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融合的三种形式：其一,僧人是神明的重要来源;其二,佛教俗神的功能世俗化;其三,僧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     

日本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化探析

近年来源自于美国的日本大学教师发展走上了制度化道路。日本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化是在学生生源变化、基础教育的普及化和大学社会责任变化的基础上发生的。日本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其独有的特点并出现了一些问题。研究日本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大学教师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信仰的内涵和根源探析

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角度综合阐述信仰的内涵,运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信仰的根源,归纳出不同形式信仰的共同性,为信仰危机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     

校企合作制度化的系统论探析

文章运用系统论思想和系统分析方法对校企合作行为进行了系统论阐释,通过对职教领域校企合作制度化的系统环境分析,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校企合作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提出通过确立共同的价值认识,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制定合作规范,固化合作模式,构建合作长效机制来逐步实现校企合作的制度化。     

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的缘起及功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摆脱财政危机和公共管理信任危机,普遍开展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将绩效评估应用到政府管理之中。受其影响,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也引入了绩效评价机制,并在强化高校责任、提高高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建设透明高校、推进高校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后,高等教育绩效评价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有效地推动了各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