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湘诗歌的意象流变

朱湘十年诗歌创作生涯可以分为初创期、成熟期、开拓期三个阶段,其每一阶段的诗作都有几个核心意象。横向地看,这些意象不仅能反映出诗人当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趣味,而且总揽着每一阶段诗歌创作的主题和情感倾向;纵向地看,意象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内在关联和流变。     

生命律动的诗性把握——论朱湘诗的格律

新月诗人朱湘是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和勤奋创造者。他借鉴西方诗律也强调新诗应有传统诗的音乐成分。其诗歌的声韵、字教、结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朱湘的十四行诗具有探索性的借鉴意义,他的新格律诗则弥补了自由体诗歌的缺憾。     

“纯粹”的缺憾——论朱湘的文学主张和诗歌理论

朱湘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力争用复活的旧诗词语灌注的新诗语言系统来恢复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他从爱国热情下的文学责任、无苦不成的文学之旅、诗歌的唯美和唯用、诗歌形式的技术化、复古迎外以获今这五个方面建构自己的诗歌理论,其诗歌的试验性意义大于其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     

论艾青的诗歌形式

艾青的诗歌形式演变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自由诗前期（1928年-1941年）；自由诗后期（1942年-1948年），新格律诗前期（1949年-1964年）；新格律诗后期（1977年-1984年）。每个时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艾青所提供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典型形态具有丰富的弹性和延展性，同时具有情感的自然律动功能，在审美上集自然之美、整齐之美、变化之美于一身。艾青诗歌形式的演变体现了诗歌自身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历史时代的变革所决定的，它为20世纪中国新诗的形式变迁提供了一面镜子，为中国诗坛提供了自由体和新格律体这两种成功形式的范例。     

论新月诗人朱湘的诗歌创作

20年代的新月诗人朱湘,以诗描绘华夏民族的传说故事和风土人情,从中融铸诗人美好的憧憬和祝福,而且深入到民族丰厚的精神内核,表现炎黄子孙特有精神生活,富有鲜明的东方风味。音韵节奏既整饬多变又和谐动听,则集中反映了其诗的艺术成就。     

论朱湘的现代叙事诗

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朱湘的叙事诗有他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天生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并把中国古典美学观带到新诗创作中来的诗人,在他写作现代叙事诗时也很自然的融入了古典的元素和民间的意绪,用西化的外形细细描绘着一个个极具中国古典和民间特色的传统故事。因此古典性与民间性并融是他的现代叙事诗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诗歌基本理论问题与我国诗歌的发展

中国新诗不发达，主要表现在基本理论的薄弱，当前更是如此。这都和对白话新诗整个发展史的认识分不开。五四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启蒙运动，因此，它带有某种盲目反传统的倾向。白语新诗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思想的解放不等于思想载体（诗歌形式等等）的解放，因而诗歌形式的研究成了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以倡导白话格律诗的创作作为目标是过去诗歌形式研究的误区。     

论朱湘对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与贡献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在维护诗的审美特性和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创作中注意吸收古典诗词合理的艺术形式,精心创造形式完美的新格律诗;他主张借鉴外国各种诗体经验,努力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积极倡导现代叙事诗,并带头进行创作实践,在借用并改造传统题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探索现代叙事诗的结构形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为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诗歌形式与“时代语言”--谈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坛开展了关于诗歌形式的大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该理论认为,有必要基于现代汉语的特征,发展出一种区别于古典格律诗或民歌体的“现代格律诗”:节奏均齐,每行诗“顿”数相同,押韵规律,力求作出语言精练、内容集中、易记诵、抒情性强的理想诗歌。这一理论从文学角度回应了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同时也是新诗节奏探索的一次可贵尝试。尽管在实践中,“顿”的节奏模式无法与现代汉语相契合,基本证明了这类理论的失败,但格律化探索仍然为诗坛带来了自觉的形式意识。     

试论曹植诗歌的形式特色

曹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集五言诗之大成，诗中大量运用对偶，暗合声律，在诗歌形式方面为五绝和五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明曾植诗歌的形式特色，并对其由来进行分析，考察其诗歌形式特色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朱湘对英语诗歌中文化词汇的翻译

朱湘翻译文化词汇的方法灵活多变,主要采用了音译、直译、替代、删译等方法。使用这些译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文化词汇的特性有关。文化词汇与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紧密相连,如果在译入语中很难找到、甚至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就需要在翻译时灵活变通。其次,与译者本人的诗学追求、文化立场有一定的联系。通过对比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的这些译法是成功的。译诗取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实现了文化传播之目的。     

“戴着脚镣跳舞”——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其诗歌翻译成就卓著。卞氏非常注重音韵与节奏的传达,其译诗基本保留了原诗的音韵结构,很好地表现了原诗的音韵美。他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顿代步"的翻译方法,为以音步建行的英诗找到了以顿建行的汉语对应表达方式,使得原诗的节奏美与音乐效果在译诗中得到充分再现。     

论诗歌形象构成的形式

诗歌形象是客休形象的类特征与主体感情特征的猝然相合,诗歌形象是假定性的结构与诗人中心感情的结合与凝聚,诗歌形象是变形艺术得以发挥,准确表达情感的符号。     

自然之美与真的观者——论济慈诗歌之生态意识

济慈并非只是个唯美主义诗人,对自然的终极关怀,使其成为又一位浪漫主义生态诗人.济慈的诗歌具有关注生态的现实性特征,具有生态整体性意识和生态自然性意识.济慈的生态观是万物诗意栖居的自然生态伦理观.济慈对自然的感悟是多层面的,善于通过声音、色彩、触觉、时间等多种意象来表达对自然的多重情感.     

外国诗歌汉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李商隐与济慈诗歌艺术之比较

第一 ,李商隐和济慈在诗中都多用“清词丽句” ,其诗歌所传达之意境悠远清扬 ;第二 ,两人都在诗中采用赋、比、兴手法 ,托物言志 ,借诗抒情 ;第三 ,两位诗人在其诗歌中多用典故 ,且用得贴切精妙 ,不仅生动地传达出了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给读者留下一种无尽的回味。     

论济慈诗歌的意象艺术

作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约翰·济慈善于在诗歌中运用意象传情达意,形成了其诗歌的一大特色艺术。其诗歌意象多是以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直接诉诸读者感官,让读者能从中真实地感觉到诗人炽热的情感。诗人把一系列意象按一定的逻辑顺序组合在一起,有机构成了诗歌的意境,表现了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现代诗歌教学的“情与智”诱导——找准现代诗歌教学的切入点

现代诗歌教学的切入点是指在进行诗歌教学时最先进入的讲解手段或方法,这里主要指从现代诗歌的语言形式进入。诗歌语言的主要特质是跳跃性,这种跳跃包括语音层面和语法修辞层面。在现代诗歌教学中,应从诗歌跳跃的语言形式入手,了解诗歌的内涵,从而培养学生的言语智慧。     

现代诗歌教学的“情与智”诱导——找准现代诗歌教学的切入点

现代诗歌教学的切入点是指在进行诗歌教学时最先进入的讲解手段或方法,这里主要指从现代诗歌的语言形式进入。诗歌语言的主要特质是跳跃性,这种跳跃包括语音层面和语法修辞层面。在现代诗歌教学中,应从诗歌跳跃的语言形式入手,了解诗歌的内涵,从而培养学生的言语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