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和“傲成习性”

陈寅恪先生始终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陈先生担任中古史研究所长，陈先生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克思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狂人”钱钟书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是个"狂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得先从他读书时说起。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     

钱钟书是“智者”？

无论赞成与否。钱钟书都已经是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一个标志人物。恰所谓“可怜生前身后名”,在各路文化英雄强加给钱先生的称号中,有一束孔雀翎老被安插在他头上．那就是“智者”。“钱钟书是智者”,这是包括钱学研究者在内的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共识。陈说既久,要揭开它的迷糊处,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钱钟书的“淫喻”

“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是钱钟书先生对比喻的卓识,颇为人称道。两柄执何柄,多边据何边,却不能说与取喻者的心性没有一点关联了。不是精确的统计,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瞎猜,根据一点确确实实的感受,我忽地悟出,钱先生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薄薄的一本《写在人生边上》中,顺手就可捡拾这么几例——     

林徽因与钱钟书的“猫战”

有段时间,林徽因一家住在清华园,与钱钟书是邻居.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本该惺惺相惜,没想到,他们却因为两只猫闹起了不快.     

钱钟书“化境说”的非传统性特质

＂化境说＂是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著名翻译思想,但一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译界常将其归入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忽略了该理论中具有的非传统性特质。实际上钱氏的化境说内涵十分丰富,其异于中国传统译论而与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翻译思潮会通之处所在多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不仅可厘清钱氏译论的真实内涵,重现其显著的非传统性特质,且能为未来中西译论的会通提供一定借鉴。     

浅析钱钟书小说《围城》的现实意义

钱钟书的《围城》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及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着意写出了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评钱钟书论杨万里诗的“活法”

钱钟书先生将宋诗“活法”看作是宋代诗歌创作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中对于杨万里的“活法”钱钟书先生有着较高的评价,笔者通过举例分析钱钟书先生的观点,并且对比杨万里、陆游诗歌不同评价来印证钱钟书先生对杨万里诗歌的态度。     

钱钟书“泼茶”说补证

本文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的“唐代已有沦茗”说进行了补证,通过对唐宋“泼茶”及苏轼兄弟“煎水不煎茶”等的考辨,认为中国古代瀹茶经过了唐代滥觞期、五代过渡期、宋代成熟期、明清繁荣期四个发展阶段。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     

“文各有体”与“文无定体”——钱钟书文体批评论管窥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现代文体理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着力发掘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瑰宝,使两者在批评实践中融会贯通,进而提纯出自身圆活通达的开放型文体批评论——"文评诗品,本无定体",盖"大体须有,定体则无"。     

钱钟书的“两柄多边”隐喻理论

钱钟书对于认知隐喻和修辞隐喻极为重视,他在《管锥编》中提出了隐喻的“两柄多边”理论。他区分了喻体的功能和性质,并且强调喻体可以具有两种相反的功能,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性质,这对修辞学理论具有杰出的、独特的贡献。     

文学是“心理状态”的表现——钱钟书论文学的本质

在钱钟书看来,文学是一个心理事实,也是一个审美存在,是心理性与审美性的合一,这是其关于文学本质的最核心观点。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可以沟通,也存在差别。某种程度上,它是对20世纪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学文艺思想的＂负＂模仿,与韦勒克所言西方现当代以来反实证主义的文艺潮流与趋向高度合拍,体现出世界文化意义。     

徘徊在“知识分子”与“文人”之间——“鸳蝴派”等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传统

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如何接纳“鸳蝴派”和张爱玲等“边缘”作家,是一个解释学的难题。,人们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解释传统接纳这些“边缘”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来精英化的文学史观念相应发生了内在分化和重组。考察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精英式想象如何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观察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能写出“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史”。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追寻“大象无形”的美学理想——关于钱钟书的文学理论发现

“大象无形”中西文艺理论在各自的发展和彼此的交流中缩小了隔阂与距离。钱钟书在学习、融会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和自身深厚的作品鉴赏的基础上 ,更把中西文艺理论中的“通感”和“契合”等命题推向新的更高的境界 ,作出了更科学、更明晰、更令人信服的理论概括     

“尔汝群物”与“强草木以还泪债”——从钱钟书的“物我”观看古典诗学中的三种境界

钱钟书通过从"观物"之"我"所呈现出的不同心性修养入手,探讨了三种物我关系。第一种是具万物一体之爱的"大我"之境;第二种是"挟私蔽欲"的"小我"之境;第三种是呈现万物的本真情态,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     

“游怀”与“旅情”——中日文人对精神意趣的追寻

中日文人在追寻审美情趣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游"使得中国文人在山水田园中追寻着闲情逸趣,在天地自然中释放自我情怀,表现出对于生命自由、精神自由的渴望和诉求。虽说在"游"中追寻审美意趣充满无奈之意味,但他们能以超越之心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寄托。日本文人则乐于将孤独之自我置身于广袤的大自然,以主动采取的悲苦之态度在"旅"中感受着自然之美丽,并把生命和情感融入大自然之中,将自然、艺术与人生融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以俯仰自得之心境游于大自然之中,而是以纤细之情感尽抒寂静而纯粹的审美情趣,感受自然生命的律动,充满浓厚之唯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