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忆语”文的文体传承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私人琐屑生活的回忆性文字,它以内容的生活化和私密性,形式的新颖独特,情感的真挚缠绵,于清代文坛独树一帜,另辟传统,成为清代文苑中一支绚丽的奇葩.这种文体的形成受到晚明小品、传记文学、小说戏曲、笔记和悼亡文学等多种文体或文类的影响,但又不是某种文体或文类所能简单涵盖的.它是清代文人熔铸百家而自成一体,天才地创造出来的一种"五侯鲭"、"群芳谱"式的文体.     

论当代散文的“文体革命”

新时期的散文文体变革,始于８０年代中期,繁盛于９０年代;在艺术思维的新变与拓展上,表现为抒情的放逐与象征的离异;同新时期的小说与诗歌相比,散文的发展与深化也有“向内转”的过程,从而引发了散文文体众多因素乃至全方位的变革。     

先秦“家语”文献的编纂、分类及文体意义

语类文献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类,它以载录人物言论为其基本文体特征。倘若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语类文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编纂单位的差异来看,先秦语类文献经历了由"国语"到"家语"的演变过程,在"家语"阶段,又呈现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两个类型。这种演化主要是由先秦史官文献编纂意识及方式的演变与私学风气的兴起而造成的。从发展过程来看,"家语"改变"国语"重在以"国"为单位的编纂方式,它强调的是个体言论的编纂。这种编纂主要是基于"立言"乃至学派传承的目的。对于"家语"文献的探究,不但对于把握先秦语类文献的沿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理解诸子文献的生成及其演变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式”考论——兼论唐式之性质

宋代前期，式沿用唐式的内容和形式。神宗元丰以后，宋式在性质、编纂体例、修订模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性质上，由令的细则性规定变成为法定公文程式。宋式的变化，是宋代对编敕、格等法律形式的性质、功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宋式的变化使得宋令的内容更加整齐划一，令、式分工更加明确，两者关系更加协调、合理。     

中日同形语的文体差——以"人的动作"为中心

中日同形语是两国语言、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也是各自循着各自发展轨迹在共同层面上的显现.在融入对方语言的过程中,其概念意义以及"周边意义"①(语法意义、文体、色彩、文化等)都经过了对方国语言体系、社会、文化的筛选和过滤.要彻底解决中国学生易犯的"文体错位"问题,还需要分别掌握文体层面上其对应的表现形式的语义及"周边意义".     

维吾尔语的词类与语类——兼论维吾尔语代词的语类归属

根据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划分词类标准的不同,区分了词类和语类,回顾了维吾尔语传统语法的词类和生成语法的语类,并按照生成语法学家划分语类的标准把维吾尔语代词归于功能语类。     

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分析——以英语网络新闻文体为例

英语网络新闻中普遍使用模糊限制语,表现出各异的语用功能,实现不同的语用效果。以美国和英国两大新闻网站美国广播公司和英国卫报的英语新闻中摘取的部分新闻作为语料,分析其语用功能,发现语言是精确与模糊的结合,只有恰当正确使用模糊限制语．才能使语言达到应有的表达效果。     

从“新文体”到“白话文”——论梁启超与现代性文体的全面确立

梁启超的＂新文体＂是由古体散文演进到现代白话体散文的一种过渡形式。从以＂报章文字＂为主体的＂新文体＂到＂白话文＂这一文体形式的演变,在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至为关键的过渡作用,而这一演变形式也标志着现代性文体的全面确立。     

《论语》的话语建构——兼论“语”的特质及“语录”的功能

孔子自云“述而不作”,然而,其核心思想并非通过“述”的方式而建构,这与后世依经立义的话语建构方式迥异。《论语》载录孔子论及六经的言论很少,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从经典解释中得来,其学说的建构,是在面对现实政治、社会、自我等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是从其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得来,在与弟子的交谈中显现,经弟子的记录与编纂而得以确立,具有脱离经典、独立思考、自建法言的特征。《论语》中的孔子是思想型的宗师,而非知识型的学者。孔子从自我认知、自我期许走向普适性的理想人格追求,其“仁”与“知”互补的人格构成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以贯之的方法是以“观”为基础的“思”。孔子“语”的特质是思想,是问题指向,“语录”具有思想建构的功能。纂辑语录是儒家思想建构及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新诗文体的“应变”与“不应变”

现代新诗产生的确切时间目前是有争论的。不过，可以肯定，作为一种新样式获得全国性的影响与推行，而非仅限于局域的探索，应该是从1917年胡适开始。     

词章、考据与经世:沈钦韩学术述论

清朝学人沈钦韩以一代通儒,长于考证、辞章之学,寄意经世,而非埋首故纸、漠视世情者能比。其论学虽主汉学,但对考证学风的弊端察之甚切,对宋学也非一味排斥。针砭排击今文经学,不遗余力,而经世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则在史学。学思深睿,议论明骏,晚清史学经世思潮的掀起,钦韩与有功焉。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作为论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权威之作,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所胪列的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种种对立,或与历史事实不符,或形成于后世,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重新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孰优孰劣,另一个是是否应该立古文经于学官.<经今古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此著作成熟的学术环境与著者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     

嵇康诸事考述

嵇康,是魏晋时期的一位俊才、奇才,"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技艺精湛而又理论空前创新的著名音乐家、哲学思想家,更是位卓越的养生学家。作者根据几十年来广搜资料的积累,就嵇康故里所在行政区建置的古今变迁;嵇康一生的重要建树;嵇康人生悲惨结局的原因和其人其事对后世的影响诸事,作出实事求是的探索与钩沉。     

载酒堂考

今人或云 :黎子云曾让居与苏轼 ,苏轼遂将黎宅命名为载酒堂 ;或云 :张中曾在黎宅外为苏轼建成了载酒堂。从海南方志、《宋史》等史料以及苏轼所有在琼诗文均未言及让居一事 ,可以推断 :黎子云不曾让居与苏轼。关于张中建载酒堂一事 ,现在史料除民国《儋县志·苏轼传》有明确说明外 ,其他史料均未明确说明 ,这个观点其实源于对一句话的错误理解。结合苏轼在琼诗文并无一篇言及载酒堂之建成的事实 ,可以推断 :苏轼贬儋期间 ,载酒堂并未建成     

辛弃疾散文研究

辛弃疾的文学成就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词作,但其散文成就亦很杰出.本文对辛弃疾散文的写作风格及其成就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其散文作品中都充满着忠义之心、刚大之气,在文采和气势上则是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因其南下归正的北人身份,又不免有不得重用而感慨身世、表露心声之处.     

解州考略

解州的来历有二：一是传说黄帝战蚩尤,蚩尤战败被肢解,其地名为解;二是志书载,“解,始名渤 ,后去水为解”,以后说为是。“解”应读为hāi。     

保山史纲初拟

保山近3万年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永昌时代和民国时代,发生了哀牢归汉、滇西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襄樊建城考辨

襄樊为历史悠久的化名城，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襄樊建城于何时，迄无灼见。章以翔实的史料，从分述邓城、襄阳、樊城三城建城及其相互关系入手，论证了从樊邓一襄邓一襄樊的演变过程。得出了襄樊建城已有3100年历史的结论。     

红花子的本草考证

对红花子进行了名称、原植物、产地、性味及功效的历代本草考证,结合目前红花子的生产、使用及研究现状,证实历代本草中使用的红花子是菊科植物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 L．的种子,产地的记载古今基本相同。红花子的功效和主治古今基本一致。     

“河南”名实考

现今的“河南”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含义,作为自然区域的河南在不同的朝代指代黄河的不同流域。河南作为行政区划单位,自秦代以来,在不同的行政制度之下有不同的指代范围。河南这一名称的长期存在是与地名本身的特点和本地的政治形势与文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