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從皇商薛家看《紅樓夢》中的物質文化

在《紅樓夢》中襲替其父擔任"皇商"的薛蟠,應就是可先支領帑金來經營獲官方授權之商業活動的官商。而與此小説創作過程關係密切的曹寅和李煦兩家,恰同爲該官商群體中的一員,又因他們所負责的江寧及蘇州兩織造,亦是承辦皇室用品採買及督造的重要機構,故小説中嘗以精緻宫花、高級樯木、上等人參、珍贵牛黄及四神散等特殊品項,凸顯當時上層社會所擁有的高端物質文化。惟先前紅學界因少有人擁有相關背景知識,又欠缺足够研究工具與能力,以致對這些對象的珍稀性以及相應的專業術語,始終無法深刻掌握。本文即透過e考據之法以較精準且具策略的問題意識,首度具體釐清了前述品項的一些内涵(如宫花的償格、"檣木"爲何、"蘆泡鬚枝"及"渣末泡鬚"的意義,更發現四神散應與知名的安宫牛黄丸同源等),并因此對作者生活知識的厚實度增添許多了解,同時也讓閲讀這本小說的深度有機會進入較立體的層次。     

原罪意識與懺悔意識的起源及宗教學分析

原罪意識與基督教的原罪論 　　中國學人論及原罪意識和懺悔意識時,總是把它放在基督教背景下來討論,因爲在我們的知識領域内,這是基督教哲學中兩佃非常重要的命題.……     

重構“象牙之塔”

“走出”與“重構” “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紀法國文藝批評家聖佩韋(1804-1869)批評同時代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維尼(1797-1863)的用語,後來用以比喻脱離現實生活的文藝家的小天地,成爲知識分子疏遠社會與“大衆”的象徵物,頗有貶義.     

勸學的傳統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爲内容,以"成聖賢"爲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爲以科技知識爲内容,以"現代公民"爲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檢討古今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較强,鮮有"爲學習而學習"的傳統。似應有意識地培養兒童與青少年的懷疑批判的精神、邏輯思維與分析的方法、創新意識與創造性建構的能力。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章太炎對现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

導論 "现代性"(modernity)一詞與"现代"(modern)、"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義"(modernism)在各學科用之甚廣,不易界定。西方中古時代約六世紀峙,始出现"现代"(modernus)這一名詞,産生"现在的時間感"(modernitas),以及"现代人"(moderni)的意識。现代意識必然與"古     

宋代書院的典範意義

中國書院成型於兩宋時期,凝聚并體現出中華文明的雙重典範意義。其一,書院精神的典範意義,宋代士大夫熱衷於創辦和講學書院,是希望復興早期儒家的師道精神,而現代學界稱道的所謂書院精神,其實就是宋儒在書院復興的師道精神。其二,書院制度的典範意義,宋代書院制度繼承弘揚了中國悠久的教育傳統,故而兼容了先秦私學的諸子争鳴、兩漢精舍太學的研讀經典、魏晋竹林的玄學清談、隋唐寺院的佛學禪修,宋以前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的歷史經驗,都對宋代書院制度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作爲中華文明的典範的宋代書院,是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的教育成果。     

昆侖考

昆侖文化向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問題,這種文化現象來源於先賢爲觀象授時的需要而形成的對太陽的認識與觀測。事實上,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規劃不僅是人類知識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同時更是他們創造文明的最早成果,這意味着古人對於决定時空的太陽很早就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誠然,從原始思維的角度講,没有理由相信先民會從一開始就懂得天上只有一個太陽的事實,而一定認爲太陽的數量無限,這種對於無數太陽的認知表達就是十日神話。然而太陽如果成爲古人確定時空所觀測的標准天象,那么它就只能有一個,因爲天象觀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假如每天出升的太陽不同,這種不能基於同一天體的觀象工作就將毫無意義。顯然,觀象的需要使古人必須完成從無數太陽到只有一個太陽的認識轉變,后羿射日的神話即反映了這種認識的飛躍,這奠定了昆侖文化的思想基礎。古人以“昆”訓比日相同,以“侖”訓倫次,所以“昆侖”的本義就是每天倫次而出的都是同一個太陽,此即昆侖文化之淵薮。因此,昆侖文化其實是一種擺脱了原始思維的太陽崇拜文化,其天學表達即是昆侖三天,其政治表達則是昆侖地中,其宗教表達便是昆侖升仙,這些内涵完整地構成了中國傳統的昆侖文化,其形成時間約在公元前...     

清代浙東史學的文獻特色與傳承意識

清代浙東史學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發掘支撑其傳承發展的内在動力和精神理念,認爲深厚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是清代浙東史學得以賡續發展的極爲重要的因素。從清初開啓新局的黄宗羲,繼武其後的萬斯同,承上啓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時期發揚光大的邵晋涵和爲之總結揚厲的章學誠,都極爲重視讀書,重視文獻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鑒别,重視史事、人物、典制的記述,重視史學精神的堅守和史學要義的闡發。這種扎實的文獻基礎和自覺的傳承意識,爲清代浙東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之形成一個傳承有自、特色鮮明的學派,并在清代學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産生重要影響。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思復堂遺詩>箋注本》序

正唐君毅先生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第二代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仁者型的大哲學家,"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關於唐先生的學術思想,我寫過幾篇論文,在去年出版的拙著《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硏究》中又有專章討論他的道德自我、生命存在、三向九境,以及其文化哲學的價值與意義。唐先生具有悲憫意識,是一位開放型的儒家巨擘,充分尊重世界各文化、宗敎傳統,會通中外,融貫古今,尤爲重視中華人文精神的詮釋與弘揚。唐先生有崇高的人格,博大的胸襟,常常講"徳量"與"心量"。     

走出世界經濟的困局 儒家倫理的現代經濟使命

儒家思想產生於我國傳統停滞時代,全民的福祉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因此儒家重視倫理,而倫理需要有健全的社會誘因制度支持,這個制度在孔子時代就是禮。工業革命後,世界進入現代成長時代,社會鼓勵個人追求自利,創造增加的價值,從中賺取利潤。然而現代成長時代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如今走上追求利潤而不創造價值的歧途;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漸背道而馳。儒家倫理的現代使命在於以我國傳統美德仁義忠誠信充實企業倫理,重建社會誘因制度,讓世界經濟得以在持續成長中,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定,達到可持續的發展。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走出“疑古时代”

本文是李學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的講演,着重談到了現代考古發現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義,講演者尤其痛感“疑古”思潮在當今學術史研究中產生的負面作用,於是以大量例證指出,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相當多古籍記載不可輕易否定,我們應從“疑古”思潮籠罩的陰影下走出來,真正進入“釋古”時代。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人活天地中作爲藝與政的養生之道

中國有着悠久的養生傳統,包含極爲豐富的經驗操作與理論探索,彌布於歷史文化長河之中,蔚爲大宗,綿延不绝.當前養生文化掀起新的熱潮,既不乏傳統養生資源的多方採掘和殊向詮釋,又廣泛结合現代醫藥保健、心靈診療、科學鍛煉的知識與技術,以身體照料和生命認知爲關注焦點,充分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的關注域,主要是養生現象蘊涵着的意味和牽引着的路向.對於生命康壽、生活美滿的特别在乎,其中體現出來的文化意向,應該得到貼合實情的闡明;這樣的生命傾向與文化意向所受到的質疑,亦會給予有益的回應;進而要審視當前情勢下養生意願與身體消費的合流,加以辨析并有所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