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治與德治 對中國當代法治的一個內在觀察

<正>上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如何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二十世紀70年代末,自那以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改變,法律生活的改變無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當我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學習法律專業的時候,這所成立於1950年代初的法學院是在停辦大約十年之後首次恢復招生,而在當時,全中國在辦的法律院系總數不超過十所。三十年後,這個數字變成了六百多所,在校學生人數則增加了超過兩百倍。我還記得,我入學的第二年,中國才有了自1949年以後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現行憲法則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年頒布實施。因爲這個原因,在那四年當中,我     

群聚與群分 荀子群學思想探源

數千年的古老文明造就了中國社會完密的階層,精細的分工,嚴整的制度,繁縟的禮儀,深邃的思想,其社會關係之完善,於先秦時期即已頗具系統。顯然,中國之有社會學是毫無疑問的。昔嚴復、梁啓超皆以中國傳統之社會學肇端於荀子之群學,然而荀子之思想並非其所自創,必有更古老的來源本文通過考辨商周甲骨文、金文"羣"字,從羣字造字本義及字義的發展、中國古人主張人獸之分及相關概念的借用等角度,構建了前荀子時代的群聚與群分思想,最後通過梳理荀子群學思想的特點,分析其群學理論的思想來源及理論基礎,指出其源出周人思想的事實,從而建立了中國社會學思想的完整文脉。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論明末清初學術向傳统經學的回歸

明末清初,是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傅統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轉折階段。置身于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會大變動中,學者痛定思痛,以深刻的理論思考,犀利的现實批判,求實的學問精神,大膽地闡發個人的見解,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主張,整個學術思想界呈现出生動活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明清之際文化近代化的萌動與夭折

一、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起黠 　　明清交替,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與歷代鼎革不同的是,發生在16、17世紀之交的中國大變動,餘響不絶,進入20世紀後更成爲國人關注的熱點,這不僅因爲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復明的種族革命爲號召,以宗奉明代認同華夏子孫,更重要的是發生在明末的政治、經濟變動與社會思潮,對現代中國的政治運動與思想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经义之争的立场与逻辑——以何休、郑玄之分为例

一、小引自劉歆與太常博士之爭始,至何休與鄭玄的《三傳》之分,漢代今、古文學之爭的主題發生了明顯 變化,即從爭立博士官向經義之爭轉變。變化的發 端,肇始於光武世范升和陳元的爭論,而白虎觀會 議《公羊》家李育以義難賈達,也屬於經義之分的範圍 (見下)。衹是兩次爭論的文獻基本亡佚,無法提供具 體的例證。至於何休、鄭玄關於《三傳》的分歧,雖然衹 存留零星史料,卻展示了經義之爭的具體面目,并為 人們理解東漢後期的經學之爭提供了進一步考察的     

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

有一種解釋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理論叫做“衝擊——反應”論,認為中國社會本是一個封閉自足體系,只是受到西方衝擊以後,方被動反應,勉强走上近代化歷程,西方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影響是中國近代化的唯一動力。這種理論是不符合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尚書》“誥”字考——中國古代刑罰原始以及刑與德的結構關系

據有關學者的專題研究,中國上古刑罰的原始意義和機能,在于把惡人逐出社會①。這應是中國法源意義上的一個特點,但這裏似乎還可以補出相應的另外的一個方面,即維護部族共同體的團結。因為說到底,將惡人逐出社會,最終目的不外乎通過純潔部族社會,增強族群共同體的凝聚力。 在《尚書》文獻系統裏,我們看到將惡人逐出社會,可以概括為兩個類型:一個是精神上的放逐,即斷絕其與上天的聯系;一個是肉體上的放     

“累黍”與“指律”: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略論

本文提出了"度量衡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并對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的發展和演燮作一略述在對"度量衡"和"度量衡思想"的概念和定義做出明確的界定後,文章對"度量衡思想"的範疇给出例證并簡要闡述;之後,着重就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律度量衡"理論體系加以分析和评評價;最终考察這一體系如何受到挑戰,從嘗試修復到接受现状的過程,以及北宋时期的論争和革新通過封中國古代度量衡思想中的核心體系"律度量衡"演變過程的考察,文章展示了度量衡思想的發展脉络、走向以及它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趨近自然——在聯合國教科文大會上的講話提綱

人類文化的多元性,是原始和早期農耕社會對人類的恩賜.因為信息的往還等於零,所以人們在一定的、不變的地域中生活,至於文化的產生,它依據的是自然的合目的性,當這樣或那樣舆大自然的目的相侔時,便會留下彌足珍惜的文化,這文化除體現自然的目的而外,包含着人類自身的目的和需求.由於每一個族群所見、所知、所愛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於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多元的文化,在世界遥遠的上古即已存在於人間.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的一偏之見,所以文化往往在偏見中成長,這種偏見越烈,則其文化的獨立性越著.     

高禖之祀與仲春之會 中國古代性文化探索之一

春秋時宋、衛、燕、齊、楚等國皆於春分日在固定地點舉行高禖之祀。高禖之祀中一項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萬舞,這是一種起源與軍事有關、因强調展示男性勇武而富有性誘惑色彩的舞蹈。高禖之祀的傳統可能形成於西周,秦漢以後仍保持了很長時期。在生殖崇拜和陰陽天人感應思想作用下,這個傳統的目的是祈求人口繁衍。高禖之祀後繼之以仲春之會,即一種可以放鬆性規範的男女狂歡之會。活躍性生活有利於人口繁衍,同時也有助於青壯年男女釋放情欲。仲春之會也可從西方文化人類學家對其他文明中類似聚會的描述中得到印證。仲春之會還帶有巫術色彩,被認爲有助於年成豐收,故它的祈年功能後世被變形爲祈雨等活動,這些活動中仍然强調男女之間活躍的性生活。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讓歷史寫作照亮中國的啓蒙運動 “五四”百年的歷史反思

五四百年之際,本文以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典範性的歷史研究與著述爲主綫,試圖通過對學者視野裏的多元而複雜的五四形象與歷史書寫的重訪,來探究這一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的歷史動力、思想資源、基本議題與文化及政治後果,進而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反傳統與家族主義等多重視角裏激活中國早期啓蒙運動的潜能與願力,來爲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提供更爲有效而深入的路徑。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明陳建《學蔀通辨》及其經世思想研究序

陳建(號清瀾,1497-1567)是明代中後期頗爲異類的一位思想家,主要活動在正德、嘉靖年間,這正是社會激蕩、思潮紛起、學術多彩而開始下沉於民間的時代.作爲一個中下層的士人,陳建在功業方面可以說乏善可陳,其一生的主要成就便是著書立說.他的著作大多完成於四十八歲辭官歸隱之後,主要的有三部.《學蔀通辨》,在心學盛行之時,辨...     

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再讀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

在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啟蒙運動發生過兩次,一次是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新啟蒙"運動.這中間大約隔了一個甲子,經歷了中曰之戰和國共之戰,以及新中國成立和大躍進、反右、文革,國人日益遠離五四啟蒙,直到物極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