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厚宣寫給劉體智的兩封短札談起

1956年以前,胡厚宣先生曾在復旦大學任教達十年之久。爲收集甲骨文研究資料,他與近代收藏大家劉體智先生相结識。劉氏收集甲骨、銅器、古籍善本、書畫文房極夥,因藏有甲骨二萬八千餘片,被胡厚宣譽爲"羅振玉以後的第一人"胡氏任教期間,曾多次帶领復旦大學文史兩系學生前往劉體智"小校經閣"參觀甲骨珍藏,受到了熱情接待,劉氏後人現藏有胡厚宣致劉體智書札二通,寫作時間爲1955年8月,其中透露了與二人交往有關的珍貴信息,如胡厚宣在復旦大學的教研感受、劉體智的個人著述情况與住所變動情况、兩人共同的朋友容庚、商承祚、徐中舒等人的當時處境等。根據相關綫索可知,胡厚宣曾對劉體智著述的歸宿問題付出過心力。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詩性的致意與拯救 德里達與德吉論“命名”

在遭遇"詩的風險與機會"之時刻,在面對"不可能的命名"這一使命之時,德里達和德吉之間的關係,讓柏拉圖虚構的"由來已久的詩哲之争"偃旗息鼓。德里達的解構哲學和德吉的哲學解構面對着一種絶對的責任,一種不可能的責任,即爲他者之名、對他者之名、以他者之名詩意地見證他者之獨一無二的呼唤。無論在哪種意義上,Salute都是一種責任行爲,喻指面對他人、朝向他人以及爲着他人擔負起一種絶對的責任。所以,命名就是致意亦是拯救,還是責任以及回應。命名的詩學或者行動的詩學同時運行在命名、簽名和行動三個層面上,而指向了存在、他者和上帝。     

康有爲七上皇帝書:背景與志趣

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孔子哲學思想試稿

孔子爲中國文化承前啓後,建立一個以哲學爲基礎的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思想體系。“正名”和“一以貫之”的仁學,及對最高善的闡釋和詩意生活的示範,是其思想特色。     

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 傅斯年考察阮元《性命古訓》之發軔

性命問題是儒學的核心,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情况,傅斯年有詳細的考辨。他説,他是在30年代始悟令與命、生與性的關係的,因爲令、命、生、性在古代思想史上極爲重要.傅斯年認爲,阮元的《性命古訓》是研究方法的範本,又是探討儒家道德論的原始見解的專題論文,最能表顯清代學者反對宋、明之學的立場。傅斯年談到,阮元與戴震不同,戴震主要是發揮自己的學説與思想,而阮元的研究,則是建立在統計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訓詁學的方法,足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古代璽印與中國史的重建

本文以璽印文化與中國史研究的關係爲主要研究對象,首先對璽印研究的歷史進行簡單的梳理;然後從新資料、新思路和新方法等方面,討論了璽印對於中國史研究的作用;最後結合古璽印相關集譜、專著以及工具書,探討中國史研究對於璽印研究的影響。本文指出:從商代到清代,中國文字璽印是從未中斷的地下出土文獻在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的研究離開了這部分的應用和探討,將是不够完整的研究。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鋼和泰與胡適的學誼

1918年胡適邀請鋼和泰前往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的幫助下,鋼和泰於1919年廣搜材料,潜心研究,1920年春講授梵文課,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開設印度古宗教史課,由胡適擔任譯述,前半年講授吠陀時期的歷史與文獻,後半年講授佛教與耆那教。鋼和泰爲此編著了《北京大學印度古宗教史》講義,經本系學生谷源瑞、趙健等人整理,由北大出版部印刷。該講義可與《胡適日記全集》《北京大學日刊》以及北大檔案館相關文獻進行比照,是了解鋼和泰的學術思想與方法、鋼和泰與胡適學誼的新材料。鋼和泰語言文獻學研究不僅對胡適利用敦煌文獻考證早期禪宗史有一定啓發,而且契合20世紀初佛教研究從"信仰的詮釋學"到"懷疑的詮釋學"的轉向。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白話文運動的莊禪文化思想淵源

中唐詩僧皎然的詩學理論著作《詩式》中提出詩歌之"五格"説,其最高一格爲"不用事",即以能獨抒胸臆,不尋章摘句鋪陳古事典故爲詩歌創作的最高境界。這一文學審美意識的形成,可以尋得道家的莊子和佛教的禪宗的思想淵源。晚近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等開啓的白話文運動,也有倡"不用典"、反對"雕琢的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貴族古典文學"等理念,這與皎然的"不用事"説異曲同工,具有一致的文化思想取向。同時,從白話文文體本身的發展源流上看,可溯源至禪宗語録的形成,因此,"五四"白話文運動絶非是所謂"全盤西化"的産物,自有其莊禪文化傳統的思想淵源。     

讓歷史寫作照亮中國的啓蒙運動 “五四”百年的歷史反思

五四百年之際,本文以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典範性的歷史研究與著述爲主綫,試圖通過對學者視野裏的多元而複雜的五四形象與歷史書寫的重訪,來探究這一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的歷史動力、思想資源、基本議題與文化及政治後果,進而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反傳統與家族主義等多重視角裏激活中國早期啓蒙運動的潜能與願力,來爲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提供更爲有效而深入的路徑。     

論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

本文從康有爲代擬的間普通武奏摺作僞説起,試圖説明:根據现有的可靠的史料,康有爲、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期間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这些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背後的政治思想是什麽?對康、梁来說,政治思想同時也就是學術思想,他們的學術思想及其發展脉络爲何?由此再來思考戊戌變法的性質,若要説明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梁的政治思想,須辱其源頭,溯及康早期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由此而展示其發展過程、,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及其發展脉络,并借助梁啓超的言論,找至此期康的"大同三世説"的基本邏輯與主要内容,以"大同三世説"的觀念來理解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君民共主"的思想本文對康提出的"議郎"、"制度局"及其變種,作出了更加符合康本意的解释,若要判断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主張,不能只看其大方向,而要查清其全部政策設計,除了大枝大葉外,細細碎碎也不能放過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歷次上書的具體内容,説明康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個能與光緒帝相對平等對話的、參預高層政治决策的、以康本人爲核心的機構,來主導改革運勤;同時也説明了康、梁對科舉、學校、譯書方面的内容比較熟悉,其改革建策亦被清政府所采納;他們設立政府經濟部門、專利法等項建策,清政府交給職業官僚;而關於財政與外交,康、梁没有相愿的知識,建策多爲不妥甚至失誤,清政府也没有采納。康、梁是優秀的燮法倡導者,却不是合適的新政策略家由此,作者得出结論:戊戌變法是以西方化爲方向、以强國爲目標的改革運動;而康有爲不是能將中國政治帶上軌道的人,戊戌變法若真要這得成功,仍會有許多磨難。     

錢恂事迹補説 從張遵逵先生的來信談起

錢恂早年相繼随同薛福成、許景澄、龔照瑗出使歐洲,後經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調回國,時間是在1895年。他在張之洞幕府的第一份差使爲江南自强軍洋操提調。1899年初,錢恂被任命爲湖北游日學生監督,這背後有强烈的日本方面的推動因素。同時期,張之洞也一度計劃派遣鄭孝胥赴日出任學生監督。在張之洞幕府中,錢恂與鄭孝胥均爲幕主所倚重,但彼此政見不同,仕途發展也有所差異,二人之間始終存在着隱性競争關係。1900年庚子事變期間,錢恂與張之洞關係緊張,一度接近破裂邊緣。錢恂在日激進言論,後來引發有關"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的争議性話题。錢恂之觀念有其自身發展脉络,當時通過汪康年的關係,也可能間接受到日人宗方小太郎的影響。本文以爲,作爲"中等人物"(姑取非達官顯貴亦非草根平民、既富傳统素養又經新學熏陶之意)的代表,錢恂其人對於理解晚清政治與社會,有着不小的研究價值。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

每一時代的學術,皆有其自身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處的困境.爲了解决問題,走出困境,就需要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新的理念、材料和方法.各門不同學科所面對的,往往是一些具體的問題;而由各種具體問題歸結起來的共同點,就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問題,正如禪宗所説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①.     

論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

本文從康有爲代擬的闊普通武奏摺作偽說起,試圖說明:根據現有的可靠的史料,康有爲、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期間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這些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背後的政治思想是什麼?對康、梁來說,政治思想同時也就是學術思想,他們的學術思想及其發展脉絡爲何?由此再來思考戊戌變法的性質。若要說明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梁的政治思想,須尋其源頭,溯及康早期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由此而展示其發展過程。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及其發展脉絡,并借助梁啓超的言論,找至此期康的"大同三世說"的基本邏輯與主要內容,以"大同三世說"的觀念來理解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君民共主"的思想。本文對康提出的"議郎"、"制度局"及其變種,作出了更加符合康本意的解釋。若要判斷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主張,不能祇看其大方向,而要查清其全部政策設計,除了大枝大葉外,細細碎碎也不能放過。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歷次上書的具體內容,說明康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個能與光緒帝相對平等對話的、參預高層政治决策的、以康本人爲核心的機構,來主導改革運動;同時也說明了康、梁對科舉、學校、譯書方面的內容比較熟悉,其改革建策亦被清政府所采納;他們設立政府經濟部門、專利法等項建策,清政府交給職業官僚;而關於財政與外交,康、梁没有相應的知識,建策多爲不妥甚至失誤,清政府也没有采納。康、梁是優秀的變法倡導者,卻不是合適的新政策略家。由此,作者得出結論:戊戌變法是以西方化爲方向、以强國爲目標的改革運動;而康有爲不是能將中國政治帶上軌道的人,戊戌變法若真要獲得成功,仍會有許多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