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傳統》自序

正余所治學,早年為古典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特別對《紅樓夢》與明清文學思潮用力較多。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曾涉獵,出版過幾種論著。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轉入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領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學術大師。讀他們的書,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結果自己不想寫文章了。於是編纂了一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收晚清民國以還現代學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1997年出版,歷時七年時光。好處是使我有機會系統接觸現代學術的譜系,王、陳、錢之外的其他學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輩老師。此處"老師"一詞,我     

現代中國的演説及演説學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别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啓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説"這一利器。本文希望深入技術層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説",是如何被鼓動及訓練出來的。借助大量目前能找到的演説學譯本及著作,討論以下問題:一、作爲"聲音"的演説;二、"演説學"之傳入;三、演説的定義與溯源;四、分類、技術及姿態;五、無邊的"國事"及"有聲的文學"。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甲骨文字和敦煌文獻相繼發現,它們於中國古史(古文化)的研究方面,從觀念到方法論,都引起了重大的革新,並且逐步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超越國界的“甲骨學”和“敦煌學”,成為世界文化史上兩項偉大的工程。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袁枚的文士品格與清中葉的學術論争

袁枚是清代中葉聲名最盛、成就最著、影響最大的文學家、詩人,同時又是頗有造詣和建樹的思想家、學者.他不僅以文人自居,以文士自任,而且從文人的獨特視角,以思想家的銳利眼光,深入地觀察當時的學術界,犀利地剖析各家學說,甚至直接與各派學者往來辯難,其持論之大膽,見解之獨到,涉及之廣泛,在18世紀的中國知識界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探討袁枚的文士品格,分析他對各家各派的辨析及其與之展開的學術論争,或許能為我們更為全面地把握清中葉學術思想界的整體面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讀董魯安先生詩《董魯安詩》代序

董魯安先生(1896-1953)生於十九世紀末,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部詩集所據其手錄的《溫巽堂詩》,起於民國四年(1915)十九歲,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四十九歲①,加上集外詩,也僅到1948年為止,後來就不見他有詩了. 董魯安手錄詩稿,別爲《甲子草》《問津草》《沜東草》三輯,後者包括1942年到解放區後所作,這部分後曾擴充為《游擊草》單獨問世,現合爲全璧.     

清华国学院传奇

一去年是清華大學開辦研究院國學門八十周年, 該校頗有紀念活動。五月二十二日歷史系舉辦國學 院的紀念會,上午由何丙棣、何玆全、張豈之諸先生 講話,下午,因我本年哈好正在北京清華擔任客座教授,故也要我談一談。我即略說了以下幾點意思: 我認為清華國學院在近代學術史上已成為一則     

前輩寫真

正憶胡厚宣先生一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姜亮夫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獻學,一度迷戀於古文字,不自量力地想成爲古文字專家。偶識來杭州開會的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先生秘書的中華書局編輯沈錫麟先生,他主動表示可以帶我去拜見胡厚宣先生。胡先生是舉世公認的甲骨學大師,不必算他聲譽卓著的《甲骨學商史論叢》,就憑他是《甲骨文合集》的總編輯,憑他是裘錫圭先生的導師,就足以讓人心向往之——何况在那之前,我已經從舊書店買過他的《殷墟發掘》,從新書店買過他的《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而亮夫師也跟我論及過胡先生。     

研究中國傳统學問的途徑和方法

今天我有機會來參加潘石禪先生學術講座的盛會,并且被邀做第一次的講員,覺得很榮幸,也很不敢當.講座這個稱呼,令我們想起五世紀末的時候,南北朝的宋、齊、梁時代,有一個學者伏曼容,<梁書·儒林傳>裹把他放在第一個人.他在家裹講學,常設一個高座,常有幾十到百餘位的人到他家裏,他就升座講説.這是我們傳統裏的所謂講座.香港近年也有講座教授之稱,這是受到歐美學術界的影響,這個講座,指的就是大學開評議會時候代表某一種學問的專家的Chair.     

陳寅恪學術生平的一個重要環節 1926-1929年期間的職業選擇

在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即1926-1929年期間工作單位的選择和1949-1950年問雖南下但不浮海的决策。上世紀20年代,在日益高漲的"整理國故"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國内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陳寅恪特殊的留學經歷、豐富的域外語文知識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的能力,被學術界青睞看重,各學術機構争相延聘,許以高薪。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奠定了任教清華、兼職史語所,擁有兩個頂級學術機構學術資源的格局。1949年1月史語所遷臺、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前,陳寅恪擁有清華教授、史語所研究員的雙重身份,憑借清華、史語所優厚的科研條件,學術上勇猛精進,二十年裏取得的巨大成就與聲名影響,與他1926-1929年間工作單位的正確選擇密不可分。     

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使命

<正>2019年5月,中華敎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通過贊助臺灣大學特聘講座敎授黃俊傑先生的三年硏究計劃,主題是“儒家思想的21世紀新意義”。這個計劃包括13個子計劃,由黃敎授爲主持人,另邀14位傑出學者參加,其中一個子計劃由兩位學者共同主持。每一子計劃每年產生論文一篇,預計三年計劃完成,成果將十分豐碩。現在第一年硏究成果所產生的論文,經過討論修訂,由黃敎授編輯成書,黃敎授命我撰文作爲三年三本書的通序,     

逝去的童話早期德國漢學家巴耶爾的中國猜想

十七、十八世紀,是歐洲社會大轉型、思想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西傳以及由此興起的早期漢學,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這場思想變革.①德國學者巴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1694-1738)是十八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先驅之一.他曾經仔細研究過米勒、門澤爾等人的中國學成就②,他的主要興趣也是探討中國文字的結構系統.他還研究過中國的曆法,編纂過一部《中文小百科》,可惜這部辭書和他的其它許多漢學著作一樣均未能梓行於世.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编後

季羡林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先生高足榮新江教授的缅懷文字,藉由書房和書的細故,還季先生大學者真書生的本色,特刊於卷首,以志永懷.本期佳構頗豐,張壽安先生專攻明清學術思想史,<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争與禮秩重省>等著述,讓我們見識了作者嚴謹绵密的研究風格與文章體制.     

鋼和泰與胡適的學誼

1918年胡適邀請鋼和泰前往北京大學任教,在胡適的幫助下,鋼和泰於1919年廣搜材料,潜心研究,1920年春講授梵文課,1921年10月至1922年5月開設印度古宗教史課,由胡適擔任譯述,前半年講授吠陀時期的歷史與文獻,後半年講授佛教與耆那教。鋼和泰爲此編著了《北京大學印度古宗教史》講義,經本系學生谷源瑞、趙健等人整理,由北大出版部印刷。該講義可與《胡適日記全集》《北京大學日刊》以及北大檔案館相關文獻進行比照,是了解鋼和泰的學術思想與方法、鋼和泰與胡適學誼的新材料。鋼和泰語言文獻學研究不僅對胡適利用敦煌文獻考證早期禪宗史有一定啓發,而且契合20世紀初佛教研究從"信仰的詮釋學"到"懷疑的詮釋學"的轉向。     

試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總體特徵

本文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从總體上作了若干探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以改造民族靈魂為總主题,以悲壯、悲涼為美感上的主色調。悲涼背後常蘊含着不少“意識到的歷史内容”,它是“文學在思考”而且思考得相當深刻的標誌。在西方是歷時的文學思潮,至中國而為共時,創作方法的多元化於是成為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另一特徵。這種文化背景造就了一批小說大家,促進了創作個性的發展和小說流派的繁榮。藝術上長期保持開放的勢頭,形式豐富多變,是本世紀中國小說的又一特徵,這使它與世界文學潮流保持同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