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顏師古釋經與《五經正義》之異同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從胡厚宣寫給劉體智的兩封短札談起

1956年以前,胡厚宣先生曾在復旦大學任教達十年之久。爲收集甲骨文研究資料,他與近代收藏大家劉體智先生相结識。劉氏收集甲骨、銅器、古籍善本、書畫文房極夥,因藏有甲骨二萬八千餘片,被胡厚宣譽爲"羅振玉以後的第一人"胡氏任教期間,曾多次帶领復旦大學文史兩系學生前往劉體智"小校經閣"參觀甲骨珍藏,受到了熱情接待,劉氏後人現藏有胡厚宣致劉體智書札二通,寫作時間爲1955年8月,其中透露了與二人交往有關的珍貴信息,如胡厚宣在復旦大學的教研感受、劉體智的個人著述情况與住所變動情况、兩人共同的朋友容庚、商承祚、徐中舒等人的當時處境等。根據相關綫索可知,胡厚宣曾對劉體智著述的歸宿問題付出過心力。     

滿清第一詞人納蘭成德曾否改漢名爲性德

成德(滿名cengde的對音)的漢名所以另見“性德”(或“興德”“星德”)之别,乃因其曾爲避皇太子胤礽(滿音ceng)嫌名,主動將滿名改曰singde,但有少數書寫者在表述其人時,受當時滿漢雙語混融的影響,乃自行將他滿文新名的漢字對音寫作“性德”,以求與滿名的念法一致,而未使用正式的漢名“成德”。事實上,筆者耙梳大量文獻後,發現在約百處其自稱或師友對他的稱呼當中,絶大部分皆冠“成”姓,且其漢字的手迹或鈐印均未見有作“性德”者。後世不知其名在清初多元文化背景下所曾産生的複雜變化,遂多誤以他曾改漢名“成德”爲“性德”。     

《方廣大莊嚴經》中的《示書品》

《方廣大莊嚴經》是“佛傳”中一部有名的經典。其中的《示書品》,講釋迦牟尼初次上學,老師教他寫字,但他無師自通,早已認識了六十四種“字書”。《示書品》列出了這些“字書”。這些“字書”,多數出於神話性的渲染,但有些也真實存在。《方廣大莊嚴經》最早在西晋時譯出,其後唐代又有一個譯本,隋代則有一個内容相近,但并非同一系統的文本的漢譯本。比較梵本與幾種漢譯本中譯者對這六十四種文字名稱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翻譯,可以看到《方廣大莊嚴經》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流傳的複雜情形。尤其是漢譯中的“支那書”、“匈奴書”、“佉沙書”以及“大秦書”幾個名稱,究竟來源何處,怎么來的,研究者過去或少有注意,或意見不一。有關的分析希望能有助於今天理解這部經典的性質和相關的一些問題,爲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歷史增加一點新的材料。     

我的或我們的龔自珍

正一歷史本身是一個時間淘洗的過程。司馬相如和揚雄們的作品,一度是士子們的必讀書,但後來逐漸邊緣化。陶淵明在當時人眼裏,只是二三流的詩人,《詩品》的作者把他列爲中品;六七百年後,到了宋代,陶才眞正躋身一流詩人的序列。傳統文化在發現自身的過程中,有刪汰,有追認和激活,     

《儒家倫理新批判》前言

我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批判,可以説開始於80年代後期撰寫的<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書,最初的書名叫<表演人生>,完稿於1987年.當時雖然正處於"文化熱"和"新啓蒙"的顛峰,但却没有哪個出版社願意出這本古裹八怪的書.書稿本是應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約稿寫的,屬於<邊緣叢書>中的一本,但完稿後出版社突然食言,原計劃六本書只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拙稿就屬於被遺棄的一本,後來通過朋友交到另外一個出版社,但又在編輯手裹壓了兩年多,最後還是不出.     

從博浪沙到下邳圯:張良人生路徑與《史記》的記述

司馬遷筆下的張良,從博浪沙擊始皇副車的復仇行爲,到後來流亡下邳得黄石公授書,成就“爲王者師”資質,又在劉邦滅秦破楚再定天下的軍事歷程中,參與高層戰略决策,終得成功建國。從反秦勇士到促使“漢幷天下”,建設新的政治格局的策劃者,張良的人生路徑,適應了時代需求,也寄托着司馬遷的某些期願。就士人的政治史表現而言,張良事迹有特殊性,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

陳寅恪先生所讀高僧傳今有三種:高僧傅初集,即梁慧皎撰高僧傳,南京金陵刻经處刻本,四册,十五卷;高僧傳二集,即唐道宣撰續高僧傳,揚州江北刻经處刻本,十册,四十卷;高僧傳三集,即宋赞寧撰宋高僧傳,亦為江北刻經處刻本,八册,三十卷,但其中有批語者僅三册,十二卷。據先生生前發表的与佛教僧傳有關的一些論文的刊布年代及蔣天樞先生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可以推知,这些批語應该是先生1926年至1937年間在清華大學任教,讀書授課時所作,其中多數當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批語俱寫於原书上下空白處及行间,字極細密,且無標點。批語多時竟至原书几無空白之處,在一页無空白處時,復又书寫於前後頁。從字跡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關内容的批語,往往不是一時寫成,前後時有補充或更正。設想先生當時讀書,有所得時,即隨手批寫於书上,以為以後撰寫論文時的材料,只是備自己參考,並沒有直接發表的打算,因此書寫颇不规整。但因此辨识整理起來亦颇為困難。原書在去年经先生女兒流求、美延交来,囑代為辑錄整理,時经一年,尚未全部完成,至惑愧怍。先生人品文章,舉世景仰。今徵得流求、美廷二位同意,將已抄錄的部份批語整理發表。海内學人,於此或不僅見先生治学門径之一途也。公元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後學王邦維識     

讀《史記·太史公自序》札記

弁言 少好讀史,《史記》爲讀史第一種.中學時代,謝國捷老師命讀前四史,并告以讀《史記》當先讀《自序》,得其大要,然後讀紀、傳、書、表.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負笈京華,就讀輔仁大學,受業於新會陳援庵老師,又命讀《史記》,并告以先讀《自序》,始悟此爲前輩學者經驗之談,乃潜心讀《自序》,并隨手札錄有關問題,旁參群籍,成札記多則.     

夏鼐日記選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一九四六年11月22日星期五……午飯時過及傳所長,囑飯後來談.飯後往謁,適傳所長正舆胡適之先生談話.[補記:據《胡適年説長編》1943 ～1951頁,胡這於是年11月11日由北京飛往南京,15日制意國民大會開幕典禮,22日選主席圑,胡這爲主席團成員,至12月31日飛回北平,連生日也是在南京過的,共住了50天.]傳先生爲余介紹後,即拉余至其室中,商談考古組問題:[1]舊賬必須先清,二年内不作田野工作;[2]二年内充實内部設備,建立實驗室;[3]幫助一大學設立考古學系;[4]出版報告.最後忽云:"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也許嚇得你一跳."我覺得這事來得突兀,連忙追同什麽事.傳説:"你知道我預備過年後即出國,出國期内,要你代理所長職務."此事確嚇得我一跳,我連忙退讓.傳云:"這事是我經過二個多月的考慮才决定的,所中的事,本來希望你們年輕人以後多負點責任,我當所長的時候比你們不年輕.現下所中的各研究員,不是書呆子、老學究,便是胡塗蟲.我曾同薩總幹事商量過,他也贊成.朱院長不知道你的爲人,經我説過,也無問題.所有所中的重要的事,我都會事前布置好,所中的人事,也頗簡單,董先生明年出國一年,舆我差不多時候才回來.李先生如果是由你代理,大概也不會有什麽問題,旁的人更易説話."但是我始終退讓,以自己入所年限不久,資望過淺,成績未顯,難以服人.如果不自度量力,一定失敗.并非不肯負責,實以如果此次一失敗,衆怨所集,必至以後欲負責而不可得.但是傳所長要我再考慮三、四天答復,不要拒絕,稍作犧牲,余答以如果犧牲於己人皆屬無益有書則可不必當試,傳仍勸余考慮三、四天後再談.     

道安有“不易”之“道” 兼與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商榷

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是中國佛教史和翻譯史上最爲人熟知的一個理論。“五失本”的意思較爲清晰,學界也無甚争議。“三不易”則由於日本佛教史學者横超慧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易”字應理解爲“改易”“變易”,顛覆了中日兩國先賢時俊皆讀爲“容易”的傳統訓釋。本文在介紹横超慧日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三不易”的言外之意和道安的釋家之道:作爲不通梵文胡語的義學僧而非譯師,道安本意或許不在提出翻譯的原則、技巧等理論問題,而是爲了説明甚至强調自己所做之注經、證義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隱含着對“印度原典至上主義”和“外來梵僧第一主義”的挑戰,旨在提高漢僧修習弘法的自主性與權威性,是一種自覺的“佛教中國化”。本文亦對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有關“三不易”的研究提出了幾點疑惑,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確立 以偃師水泉石窟和北響堂“高洋三窟”爲例

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禮記》鄭、王比義發微序

<正>六經之傳,發軔於夫子,導源於王官。王官之書,若今所見西周銅器古籀銘文,雖偏旁不無增省變化,要當相去不遠。逮及夫子之傳七十子,七十子之傳經四方也,字迹蛻演於東西,聲韵暌離於南北。西漢魯壁所出古文經,其字體和出土六國古文相當與否,誠不敢必,而其倉促各記方音,師心隨意增損,是可責而知者也。不然,何以戰國諸子引經,同篇異名,同文異字,致有不知所云不可卒讀者歟!始皇睥睨六國,高祖劍指嬴秦,六經省籀化篆成隸,去古益遠,以致張蒼能釋讀古文,目爲稀有。漢代經典文字,多從秦博士篆文轉譯,秦音楚聲,各互乖舛;復有魯壁古文之出,山巖奇字所獻,     

錢恂事迹補説 從張遵逵先生的來信談起

錢恂早年相繼随同薛福成、許景澄、龔照瑗出使歐洲,後經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調回國,時間是在1895年。他在張之洞幕府的第一份差使爲江南自强軍洋操提調。1899年初,錢恂被任命爲湖北游日學生監督,這背後有强烈的日本方面的推動因素。同時期,張之洞也一度計劃派遣鄭孝胥赴日出任學生監督。在張之洞幕府中,錢恂與鄭孝胥均爲幕主所倚重,但彼此政見不同,仕途發展也有所差異,二人之間始終存在着隱性競争關係。1900年庚子事變期間,錢恂與張之洞關係緊張,一度接近破裂邊緣。錢恂在日激進言論,後來引發有關"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的争議性話题。錢恂之觀念有其自身發展脉络,當時通過汪康年的關係,也可能間接受到日人宗方小太郎的影響。本文以爲,作爲"中等人物"(姑取非達官顯貴亦非草根平民、既富傳统素養又經新學熏陶之意)的代表,錢恂其人對於理解晚清政治與社會,有着不小的研究價值。     

夏王朝存在新證 說殷卜辭的“西邑”

夏王朝是否存在,在民初古史辨時代受到强烈質疑,夏王朝的開國始祖禹更被認爲是具有天神性的神話人物,而不被承認是實際存在的人君。本文討論武丁時代卜辭中"西邑"一辭的出现,是作爲受祭的對象,正與傳世文獻《禮記·緇衣》"西邑夏"相合,而且《尚書·太甲》及《清華簡·尹誥》、《清華簡·尹至》,也有"西邑夏"、"西邑"之辭,可見西邑即是夏,夏是周人對商之前朝的一個稱呼。殷人滅夏三百年之後的武丁時代,仍然以爲"西邑"能作祟害王,所以不時要燎祭。"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辭中已轉化爲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靈,由于伊尹曾服事夏王朝,而他與湯結盟滅夏,夏桀之元配"妹喜"在卜辭中和伊尹一起出現,即受殷人祭祀的"蔑",從滅夏故事的人、事、地三方面的記載,顯示卜辭的"西邑"正是夏王朝存在的明證。     

南園詩社女侍張麗人傳注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經學史上的獨特景觀 論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

對於影響深遠的"經學"不能籠統地看待,而應當歷史地、辯證地建立起經學演進"三階段論"的觀點,即:"傳統經學時代"(清中葉以前)—"經學時代的終結"(晚清)—"以史治經、對經學進行客觀研究的時代"(二十世紀初以後)。這不僅對於經學史研究,而且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今文公羊學在東漢以後曾長期消沉,但因其具有政治性、變易性、解釋性諸項精義,至清中葉以後國内外危機四伏之時,公羊學遂得以復興,與時代潮流相激蕩,展現出非凡的理論創造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力地回應時代的迫切課題,龔自珍唤醒國人認識專制統治"衰世"的到來、倡導實行改革,魏源呼吁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有爲將公羊"三世説"與西方近代政治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維新變法的理論綱領,成爲近代向西方學習真理的出色人物。晚清公羊學風靡海内,騰挪跌宕,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對此作專題探討在哲理上有深刻的啓示意義:傳統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轉變的内在基礎、内在動力;晚清時期雖然危機深重,但又是中華民族克服難危局面、有識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關鍵時期。我們可以形象地稱之爲"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馬一浮與竺可楨

引言 　　馬一浮(1883～1967)是二十世紀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竺可楨(1890～1974)是二十世紀卓越的氣象地理學界一代宗師.馬一浮長竺可楨七歲,比竺早七年去美國,恰又先竺七年而逝.二人係同鄉,都是紹興上虞人.馬一浮於1989年應紹興縣試,名列榜首,當時竺可楨大哥竺可材爲同榜第五,唯馬首是瞻.馬一浮1903年起游學美國、日本,飽覽西方文史哲名著并予翻譯,帶回英、德文原版&lt;資本論&gt;,之後便傾精力閲讀文瀾閣&lt;四庫全書&gt;,專注於國學研究,過着淵默而雷聲的隱士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