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詩之演進以曹植、阮籍、陶淵明爲中心

一 緒論 中國文學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詩,也就是微言時事詩,是詩人在恐怖統治下爲了避禍而運用微言藝術以揭露被政治謊言所掩蓋的现實真相、表逵不能明言的真情實感的抒情詩.中國五七言詩舆起於漢末建安時期,微言政冶抒情詩作爲五七言詩,發生於魏黄初時期,并成爲魏晋南北朝詩歌發展的最主要脉络,歷時最長,集中了最重要作家、最重要作品.     

建初銅尺的考訂與詩 乾嘉考訂家的物緣與詩情

孔尚任發現西漢建初銅尺後,將之帶返闕里,撰文三篇以志念。乾嘉時期,建初銅尺成爲周漢古制考訂者趨之若鶩的珍品,翁方綱、阮元、黄文暘等人都撰寫過考訂詩和文章。梳理這些故事,探尋詩歌寫作的前因,明瞭作者在文本中對人與物相遇的觸動,將能在批評考訂詩的聲音以外,理解這些詩歌寄寓的物緣和情感。     

陳垣與輔仁學派

以北大倡導的白話文及反禮教思想爲假想敵,1930年代異軍突起的輔仁大學在陳垣、余嘉錫的主導下逐漸形成有自家面目的文史之學:在教學方法上主張從目錄學入手,并注重培養學生的國文根基;在治學取向上漢宋兼容,以考據見長但又不止於考據而已,肯定宋明理學敦士節、正人心的作用。七七事變後,輔仁的文史傳統應時而變,轉向援古證今的"表微"之學,在詩史考辨中寄托心事。基於陳垣、余嘉錫諸人在治學路徑上的高度契合,及其弟子柴德賡、牟潤孫、周祖謨、啓功、余遜等在研究領域甚至論文選题上的繼承性,或可將這批聚合於輔仁的文史學者視爲一個潜在的學派。     

南園詩社女侍張麗人傳注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教育 《程千帆古詩講録》編後記

文學教育是文學研究的基石,本文以《程千帆古詩講録》的編纂爲契機,從中提煉出針對當下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之弊的策略,即强調語文學和文學理論是兩個缺一不可的工具。透過對傳統文論的再認識和再提升,在尋求更好的文學教育的同時,促使閲讀活動越來越專注和廣泛,越來越有接受力和抵抗力,從而成爲一項人文主義基本價值的實踐。     

陳寅恪以史明詩的虚實分際

陳寅恪"詩史互證"法之説值得省思,他的主要任務是"以詩證史","以史明詩"作爲文學研究法只是歷史研究存而不論的"附屬創獲",需要系統闡發。以《元白詩箋證稿》爲中心加以考察發現,從思維方式上看,以史明詩暗含了文史"虚""實"的學科分野和"實"的詩史辨正;從方法特徵上看,此法注重考證,指向於先"實"而後虚,主"實"而略"虚";從釋詩效果來看,指呈了詩和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的有機關係,使讀者在切實可信的基礎上獲得了一種"通解",從而擴大了詩的審美意境。陳寅恪"以史明詩"的釋詩法所具有的理論缺陷,正是通過和錢鐘書辭章談藝的釋詩法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彰顯出來的,這類於思想史上"朱陸之異"和詩歌風格學上"唐宋之别"各自内部的理論映照,正體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從這點上講,"錢陳之争"應當闡釋爲一個學術思想史概念,它是傳統釋詩知人論世法和語源注疏法的新發展,具有現代學術品格,建立起了詩學史上兩大釋詩模型;二者之間有對立而能補充、求分野而可融合,此起彼伏而交互發展。這對今天的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啓示。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詩性的致意與拯救 德里達與德吉論“命名”

在遭遇"詩的風險與機會"之時刻,在面對"不可能的命名"這一使命之時,德里達和德吉之間的關係,讓柏拉圖虚構的"由來已久的詩哲之争"偃旗息鼓。德里達的解構哲學和德吉的哲學解構面對着一種絶對的責任,一種不可能的責任,即爲他者之名、對他者之名、以他者之名詩意地見證他者之獨一無二的呼唤。無論在哪種意義上,Salute都是一種責任行爲,喻指面對他人、朝向他人以及爲着他人擔負起一種絶對的責任。所以,命名就是致意亦是拯救,還是責任以及回應。命名的詩學或者行動的詩學同時運行在命名、簽名和行動三個層面上,而指向了存在、他者和上帝。     

鄭珍詩學芻議

鄭珍(1806-1864)是清代晚期貴州最重要的學者和詩人,由於窮處獨學,終老僻壤,他的學術和創作成就没有被當世所認識.隨着他的遗著在身後陸續刊行,他在經史小學、地方文獻研究等方面的成就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詩歌創作更是獲得越來越高的評價.     

白話文運動的莊禪文化思想淵源

中唐詩僧皎然的詩學理論著作《詩式》中提出詩歌之"五格"説,其最高一格爲"不用事",即以能獨抒胸臆,不尋章摘句鋪陳古事典故爲詩歌創作的最高境界。這一文學審美意識的形成,可以尋得道家的莊子和佛教的禪宗的思想淵源。晚近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等開啓的白話文運動,也有倡"不用典"、反對"雕琢的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貴族古典文學"等理念,這與皎然的"不用事"説異曲同工,具有一致的文化思想取向。同時,從白話文文體本身的發展源流上看,可溯源至禪宗語録的形成,因此,"五四"白話文運動絶非是所謂"全盤西化"的産物,自有其莊禪文化傳統的思想淵源。     

春秋晚期禮樂遷移的一個標本太室塤銘文分域研究

晚清山東青州所出之"太室埙",自其發現之初即被當時學者認爲是齊地故物.本文將太室塤銘文與《陶文圖録》等陶文匯纂圖書中的齊地陶文相比較,打破傳統舊説,認爲陶埙銘文與齊陶文風格不侔,應非齊地所制.并以"陽城倉器"之銘文爲橋梁,指出陶埙銘文當歸於"三晋兩周地區"文字體系.試證太室塤出土地雖在山東青州,但實際應爲東周王室所造所...     

張少和他的青銅銘文研究

正一2002年,我從外地調入清華大學任敎。當我接手第一批學生的時候,我就從敎學檔案中認識了張少。那年他不到20歲,但他作爲中文系學生,卻已經有過在國外進行鋼琴巡演的經歷。這是讓我感到吃驚的。上了幾堂課,我發現,他的興趣遠不止於音樂;毋寧說,他更關注的是圖像。這段時間我主要講授先秦時期的中國文學。爲了調動學生的想象力,我把講課內容放得比較寬,比如第一課講東亞大陸的     

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

2007年4月23日上午10時至12時,大畫家、學者、詩人范曾教授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衍廳,作了題爲“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從楹聯談起“的學衍講演.講演由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劉夢溪所長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王能憲副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全體成員及本院和院外部分專家、研究生,<中國文化報>等媒體記者和慕名而來的聽衆,約40人與會.……     

“三字尾”與傳統格律詩的節奏 試論楚歌與七言詩的傳承

<正>我在拙著《中國詩體流變》中談到楚歌與楚辭時,曾説:"根據多數文學史家的研究,都認爲楚辭是采用了當時南方的楚歌體,又加以改造變化而成的一種新詩體。"這個論斷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繼而談到楚辭的代表作《離騷》與《九歌》的關係時,還没能確認定哪一類作品在前。當時我對《九歌》和《離騷》的創作時間,還是遵從王逸的説法,認爲《九歌》是屈原晚年被放到沅、湘之間的作品。王逸的原話説:《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     

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潇湘入诗考

“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瀟湘一詞詩意醇釅,自不待言。而其積澱之深厚及風韵之綽約,實可算作詩美意象的一例典範。本文將分析瀟湘意象的內在情韵及其生成過程。所謂“入詩”者,在本文有兩層特殊含義:其一,本文主要以唐詩及唐前文學為考察對象,唐後從略,這是因為瀟湘意象的內涵至唐詩始豐滿確立,此後并無多大變化,而是作為一種詩美傳統影響着後世的文學創作;其二,本文雖主要考察詩歌,但亦不自限於詩歌一體,事實上一種意象的美學風格,是會在各種文體中都有表現的,故所謂“入詩”之“詩”,當以詩學目之。謹識於前,以免貽惑讀者。     

我的或我們的龔自珍

正一歷史本身是一個時間淘洗的過程。司馬相如和揚雄們的作品,一度是士子們的必讀書,但後來逐漸邊緣化。陶淵明在當時人眼裏,只是二三流的詩人,《詩品》的作者把他列爲中品;六七百年後,到了宋代,陶才眞正躋身一流詩人的序列。傳統文化在發現自身的過程中,有刪汰,有追認和激活,     

《詩》《騷》同參:中國原生抒情傳統

抒情論是1949之後影響中國文學研究甚深的一套叙述,兩位主要倡議者陳世驤與高友工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都有漢字“抒情”西洋文學lyricism的對照背景。然而,“抒情”此詞語原本源自屈原辭賦,而詩以抒情,情以證道,此爲儒家的詩教要義。《詩》《騷》是中國詩歌的原型,本文同參《詩》《騷》,探討詩教藴含的詩、道與人格修養的關係。《詩經》强調詩人之心即一國之心,即天下之心,詩用以體現人性的文化風土性格;《楚辭》則體現了人性的幽深與超越的向度。《詩》《騷》的抒情義建立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詩的展開即介入自然與人性的氣化氤氲。本文稱《詩經》學與《楚辭》學所主張的情論爲原生抒情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