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之情节研究——以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考察中心

《贪贿解释》对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中的情节作出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问题。把行为人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作为定罪以及加重处罚的决定因素,为反腐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规定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还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对此,应当建立关于贪污罪的刑事再犯制度。     

论盗窃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与作用

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可以统一适用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体系性修正——以刑法最新修正案和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来,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是对争议的回应,也说明我国重视反腐倡廉的法制进展,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价值观。解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对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体系性修正,将贪污贿赂等罪原有的具体数额标准调整为概然性数额标准,并规定了与之匹配的情节标准。但这一解释并非完美,仍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     

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提升的法治反思——以最新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中心

严峻的贪腐违法犯罪形势和国民对贪腐的感知适应,是"两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现实和社会心理原因。《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虽然有助于缓解眼下实践办案的难题,但却面临更为根本性的法治疑问。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意味着国家"严惩腐败"刑事政策和法治立场的让步。刑法对贪腐犯罪治理意义原本就相当有限,《解释》的做法具有导致国民反腐意识进一步钝化和刑法反腐功能进一步衰退的风险。反腐必须坚守法治理性,倚重刑法反腐已走到尽头,国家反腐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迫在眉睫。     

分析刑法量刑标准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律制度十分不健全,某些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合法公正的审判和惩罚,使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巨大的创伤。直到1997年,现行《刑法》的颁布才让新中国翻开了走向依法治国的新篇章。但是《刑法》虽经过多次修正,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与当今社会的进步速度有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对现行《刑法》的量刑标准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创新。     

取得型财产犯罪中的“数额”问题探析——以盗窃罪为例

我国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下有大量罪量因素,在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中尤甚。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决定盗窃罪科处刑罚的违法性程度,是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未遂;"数额(特别)巨大"具有故意规制机能和违法性推断机能,不具有犯罪个别化机能,是罪量加重构成,行为人意图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而未得逞,构成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同一盗窃行为既有数额较大的既遂又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从一重罪处罚;多次盗窃行为既有数额较大既遂又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根据一罪一刑原理,原则上应数罪并罚。     

论量刑建议权——以控辩对抗为视角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可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确保量刑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本文认为,量刑建议权不仅是检察人员的权力,而且也是辩护人的权利,并且阐述了确立量刑建议制度的基本原则及该制度在我国的建构.     

对我国刑法量刑改革的立法反思——以侵犯财产罪中“多次”行为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多次”的规定较多,但这些规定的种类、作用不同,致使其凸显失衡性、混乱性、模糊性等特点。以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多次”行为规定为例,既存在同一层面上的不同财产犯罪因“多次”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量刑差异,也存在“多次”行为自身司法解释规定的混乱性对定罪量刑带来的困惑,还存在“多次”行为在适用范围以及与其他行为的竞合所导致的“禁止性评价”与“一事不两罚”等困境。这都表明对我国刑法量刑改革进行立法思考的必要性。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罚金刑的正义及其实现——以中英罚金量刑为视角

罚金量刑是否符合正义要求,受社会观念和法律规定的双重影响。在罚金量刑上,中英法院都避免“以罚代刑”观念;在量刑原则上,我国注重普遍平等,英国注重罚金刑个别平等;在罚金数额计算上,我国主要以犯罪对象为依据,英国在确定适用罚金等级后,需要查明犯罪人财产状况。尽管对罚金量刑的正义内涵理解不同,但我国在罚金量刑正义的制度保障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盗窃数额及其立法缺失

盗窃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统一适用的数额标准。     

抢夺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及定罪数额问题研究

根据转化型犯罪的处罚原则,抢夺转化型抢劫犯罪因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导致其行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客观方面已经超出了抢夺罪的犯罪构成,而符合抢劫罪的构成条件,法律规定以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是为了表明法律对该行为在出现特定情况时更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遂后补救行为初探——对充分利用刑罚减免制度有效避免、减轻犯罪结果的思考

遂后补救行为是指在犯罪既遂后,行为人主动避免紧迫性危险结果或者减轻可逆性实害结果的行为。遂后补救行为应具备回溯性、时效性、主动性和多样性几个条件,补救行为与犯罪中止具有相似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承认行为人的遂后补救行为,有助于充分实现刑法的保护和保障机能,立法对此应作出相应规定。     

浅议罪刑法定--兼议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法定到绝对不法定发展到相对法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实现刑法功能的要求;刑法解释应包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司法人员的解释,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同时应程序化。     

量刑阶段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问题研究--从新常见罪量刑意见展开

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我国高校的区域分布研究:基于人口、GDP的视角

从人口和GDP的角度分别研究我国高校在省级、地(市)级区域的分布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差异性,并与美国高校的区域分布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我国高校在省级区域分布比较均衡,但在省会城市、地级市的分布不均衡,在省会城市的密度过大,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会城市高校过分集中,而在地级城市的分布密度较低,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需要进行高校布局规划。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想信念的强化途径——基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视角

在多元思想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弱化的现实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担负起坚定和强化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时代使命。基于此,厘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想信念的内涵,客观分析当前教师理想信念弱化的现实表现及成因,从加强理论学习、丰富理想信念内涵和提升理想信念层次等多重路径坚定和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想信念,将对人们坚定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起着重要的指引意义。     

中西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兼谈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完善

从作权刑法保护的价值基础、侵犯作权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等角度对中西作权刑法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作权刑法保护应当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借鉴西方国家立法进行完善,但不应盲从于西方。     

基于区域异质性理论的兵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研究

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的经济发展来说,物质、资本和人类三方面资源是重要条件。就目前兵团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人力资源是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兵团人力资源现状,即努力做好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目前有许多文章都是从宏观（国家）层面或者从微观（企业或学校）层面来分析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问题,往往忽视了区域异质性。本文将从中观角度,即从兵团的人力资源能力异质性角度来分析该地区人力资源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为如何进行兵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出几点对策和建议。     

时空观视角下受贿罪的自首问题研究

受贿罪由于自身的特殊性成为近年来在职务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犯罪,甚至成为整个犯罪体系重要的一罪,在立法和司法上都受到高度的重视。受贿罪客观的隐蔽性、办案机关的主观功利性使得受贿罪自首的问题变得比较莫测复杂。以刑诉法为根据在时间段上类型化地客观判断受贿罪自首能否成立,直接有益于受贿罪正确的定罪和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