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解“诗”之比较

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诗论》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以"情志"为基础说诗的阐释精神基本上被汉儒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伦理意义的发掘。《毛诗序》说诗基本上忽略了诗人个体情志,而着意追求诗歌背后所负载的历史沉淀,以求施用于政治。又因二者同为解《诗》之作,前已论及二者思想上的渊源,那么由具体窥见一般,可看到《诗论》与《毛诗序》的不同。一、入《诗》之内与出《诗》之外——指向的不同《孔子诗论》论诗注重《诗》的思想内涵,也有对诗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毛诗序》与“美刺说”

“美刺”之称,溯其源当在先秦。据朱自清《诗言志辨》考证,本于《春秋》传家。公羊、谷梁解说经文时多用“褒贬”、“美恶”诸词。例如,《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谷梁传·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齐侯之功也”。     

《毛诗序》“四始”解——善阁读《诗》记（四）

“四始”是毛公总结出的作诗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要求诗人把诗歌创作和国家的命运、王道的兴废结合起来。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四始”无关。     

《毛诗序》“六义”解——善阁读《诗》记(一)

"六义"是毛公借用<周礼>中"六诗"的旧瓶装的"六义"的新酒,它们的区别是: "六诗"是太师教乐工对诗歌的歌唱演奏技巧,而"六义"是作者对诗歌创作理论的创见.毛公"六义"中的兴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比和兴,也就是比喻和象征.毛公在解释<大雅·皇矣>中的比说, "择善而从日比",应用到诗歌创作上就是选材.赋实际上就是要作者作诗推行教化. "六义"是毛公用儒家思想总结的诗歌创作理论,虽然还幼稚,还不完善,但为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略论《毛诗序》对儒家诗教的传承

《毛诗序》系统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文艺观,是先秦到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我国诗歌理论的总结。它继承了儒家诗教思想,并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解诗的依据,采用“关”“刺”的方式解诗说诗。《毛诗序》较之儒家诗教又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它将诗篇与特定的时代盛衰联系起来,有“《风》《雅》正变说”。《毛诗序》解诗说诗也有不完全合理的地方。     

经典唐诗的重新审视——读《梦回“诗唐”——唐诗经典品鉴》

近日,捧读潘裕民先生的新作《梦回"诗唐"——唐诗经典品鉴》,首先想到的却是海德格尔。因为潘先生在前言中有如下一番感慨:"唐朝是诗的王朝、诗的时代,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够与之比肩,难怪闻一多先生称它为‘诗唐’,即诗的唐朝。每次回望唐朝,总能见到一群诗人的背影。唐朝是一个属于诗人的朝代,是一个为诗人而存在的时代。"海德格尔曾云:自人类理性觉醒以来,过度化的理性制造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世界体系并以语言显示这一世界。人以语言认知、思考并表达世界,语言为万物命名之际遂使万物只以名称显示,从而使人类丧失了对世     

“国学”用“经典”——从《学记》说开去

对于教育，我们的先辈给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理念和原则。在课程改革的今天，在对教育的各种试验都逐渐走向常规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反思和探索，也许，从国学经典的阅读和理解中更能体现教育的本质。     

从具体诗评看《诗论》与《毛诗序》在论《诗》上的不同及关系

《诗序》中各诗篇的序有三百十一篇,与现存的篇目相应。其本身是脱离《诗》经由口头到定篇单独流传的,后人将其割裂开,或加以补充修改,配到每篇诗的下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序分置每篇诗下,先标明篇题,再叙说诗意[1]。《诗论》谈诗篇,形式更为自由活泼,多将几个篇目合而论之,贯彻一个统一的思想。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     

《毛诗序》的“吟咏情性“观

<毛诗序>是在继承自上而下的文化理路的背景中首先提出"吟咏情性"这一观点的;其诗学倾向以政教功能为指归,现实目的是为了提高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也使得诗论自此走出了对乐论的依从,然而为儒家所乐道的道德境界日趋消匿.     

《“用常得奇”香山诗》课堂实录

[教学目标] 品评赏析,深入了解白居易诗歌的一般特色。 [教学设想] 白居易的诗歌注重写实,强调讽喻,其浅白通俗、“老妪能解”的风格已为高二学生所了解。在选修阶段学习白居易的诗歌,设想把整合和提高作为课堂教学的重点。本课试图引入适当的诗歌鉴赏评论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学生深入了解白居易诗歌的一般特色。     

汉儒的诗论——读《毛诗序》小札

两汉是中国早期封建社会鼎盛时代。“汉承秦制”。它既继承了秦王朝的大一统局面,建立了较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又吸取了秦王朝迅即覆亡的历史教训,注重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力加强上层建筑,以维护其封建经济基础。特别是两汉初年,历经高、惠、吕后、文、景、武、昭、宣各朝(内除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     

作为“一代宗师”梁实秋的艺术——以《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为经典个案

论文以《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为个案,分析并论述作为“一代宗师”的梁实秋在散文创作方面的高超艺术。作品以喜剧手法写老师的外部形象,以白描手法写其敬业、宽仁的内在精神,显示了散文家举轻若重、熟能化巧的艺术功力;由此也证明晚年梁实秋襟怀淡泊、“简单”通脱的审美趣味和作文风格。     

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阅读——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例

通识教育是一种以公民培养为目的的实践活动.一个好公民必须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实践自己作为现代公民的职责.经典阅读作为通识教育,既需要激活古典文本的生活世界,又要通过小组讨论等方式,使传统问题成为自己切身的问题.由此,使作为公民的学生既有基本的阅读思考能力,又能思考现代中国社会的处境与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作为通识教育的经典阅读的最好例子.     

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

上博《诗论》发布和研究,推动了《毛诗序》研究。文章认为,《诗论》发现对深化《毛诗序》研究具有启发性。通过考察四个《毛诗》的关键性版本,再结合文献中相关记载,确实透露出了《毛诗序》作者、作期的信息:首先,《毛诗故训传》本为一体之作,《毛诗故训传》本来就包含有《序》和《传》两部分;其次,今所见最早单疏本《毛诗正义》,对考察了解汉代《毛诗》版本样式,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第三,《毛诗正义》发布后,推动了《毛诗》传播,必须重视李善所代表的唐初普遍认可的关于《毛诗序》《毛传》作者的意见。另外,文章还澄清《毛诗序》研究中的认识问题。     

从《诗》的早期传播看《诗》的经典化

《诗》早期特殊的传播方式,是其经典化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制度化的“采诗”与“献诗”,作为一次自下而上的传播,使《诗》由乡间里巷走向了神圣的庙堂圣殿“;诗”的礼乐制度化,则标志着《诗》由民间歌谣转化为典礼乐歌,在自上而下的传播中被赋予了整合社会价值导向的教育意义;春秋战国间的“赋诗”与“引诗”,将这部先王之书广泛应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诗》成了政治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进一步为它的经典化打下了历史基础。     

《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

《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透过《诗经》这面文学之镜,尤其是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我们可以洞悉到诗经时代人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具体包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忠君爱国、厌战、礼乐致和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