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整理国故中的“科学方法”之辩

受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研究领域包括新文化阵营在内的许多文化派别的共识。只是由于他们各自在文化背景和国学修养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理解和运用上也不尽相同,对他们整理国故的过程和绩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他们都力求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阐释中国学术问题。正是不同学派学人在对“科学方法”所持的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中,中西学术思想得到了相对完美的结合,从而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整理国故成就卓然。     

唐君毅文化视域中民族文化的失守与重建

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唐君毅被称为“伟大的中国文化运动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建设。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失守在于：其一以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学术;其二对传统文化“整理国故”的研究态度;其三是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学术的错误动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璋需要以民族文化自信为前提．以发展荤未为贯魂．以教育教化为手段．以日常生活为载体进行“灵根自植”。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论应劭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

汉末学界巨匠应劭，生于累世通显的官僚世家，长于东汉王朝行将崩溃的桓、灵、献时期。受中国传统史学“经世”思想的影响，应劭为挽东汉王朝大厦于将倾，报累世之恩德，极力倡导“经世致用”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贯穿于他宏富的学术著述与一生的言行中。他的这种学术思想不但在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且把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了。     

建国以来关于"整理国故"问题的研究综述

受前几年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度升温等现象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颇具影响力的以旧学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整理国故"运动,在2000年前后再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界的重视,引起了众多学人的关注并参与研究,这与建国之初"整理国故"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备受冷遇和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著述也纷纷问世.在新的研究视野里,整理国故不再是"狂舐千年枯骨",而是"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反对对主义的迷信,反对对思想的独断与专制,在学术上、政治上均有重大的意义".整理国故并非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其主旨是"再造文明"--创造新文化.在反思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辨伪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某些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和治学观、阐述其学术思想和活动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指出疑古辨伪运动并非以破坏古史摧残民族自信为职志,而是要通过祛疑以坚信,去伪以存真,最终在伪古史系统的废墟上重建科学的真古史.这些都把"整理国故"的研究日趋推向客观与深入.     

论五四“新思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

五四"新思潮"的传播推动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和深化,其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对当时国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学派学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文化理念和治学方法得以在中国传播,并在学术实践中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建设"合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华新文化、促进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谈国学研究

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明确提出“国学”一词.他高度评价传统学术思想,为推动国学研究、发展传统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就国学研究的内容、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与研究精神、研究能力与研究习惯的培养等问题发表了富有价值的意见,这些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具有借鉴意义.     

“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杂议

要对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进行研究,首先需思考“学术”的内涵,在界定“学术”的基础上澄清“学术史”,把握文艺学学术史学术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要完成这一任务有四项工作要做：一是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二是要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四是梳理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以来文艺学的研究脉络、历程和成果,弄清前人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做和能够做什么。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应“内史”和“外史”结合,注意贯穿其中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充分看到外来学术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文艺学学术发展变化的重大影响,看到２０世纪科技发展对文艺学学术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闻一多现代学术品格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学术品格形成的中外学术渊源,探讨了闻一多学术品格的现代性问题。闻一多把现代思维方式、现代学术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融合,形成了将东方和西方、科学性和诗性、传统学问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完善结合的学术思想。在具体研究中,闻一多注重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微观的严谨与宏观的开阔,讲求研究的时代性与人民性,获得了鲜明的现代学术品格,他在我国学术走向现代的历     

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地位

王瑶先生是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修养，从而形成了“学贯古今”的学术个性，为“清华学派”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古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古文学论》，其成就一直笼盖着５０－８０年代的中古文学研究，不仅史料丰富，还为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其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国新文学史稿》，实现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分离，其体系与模式影响深远。他还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与时代先进思潮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出色的教学活动、学术研究和思想深度，使他成为“北大精神”的象征和代表之一。     

从坚守启蒙到倡导新国学——王富仁近年来的学术走向

从坚守启蒙到倡导“新国学”，王富仁先生的学术追求形成了他特有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他对十余年来中国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发展种种问题的新的思考，是他对各种挑战的回应，而不变的则是他对“五四”启蒙文化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体认和发扬。     

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

王国维在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突破了传统与近代学术思想的拘囿,大胆运用西方学说来阐释中国的文化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执着地追求学术的“独立”,积极地倡导学术的“自觉”,其学术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当代学术史的宏观把握——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

笔者在《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24日）中写道：“对学术和学者自身进行研究，即展开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和繁荣的表现。”新时期“在对学术自身进行基础性、学理性研究的同时，还展开了实证性的研究。对于学术自身的实证性研究，主要包括关于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和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方面的著述，除了历代的学术史、当代各学科的发展史外，还出版了不少的‘红学’、‘鲁迅学’的等特殊学科的学术史。”上引这一段话是对当代学术史研究与著述情况的一个简要概述。《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李明山、左玉河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计465千字，以下简称李著）是较早出版的对中国当代学术史进行综合、整体、宏观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论胡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贡献

胡适对 2 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他一生都在倡导的“科学方法”和“整理国故” ,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家园

“国学”这一名称本指国家的一种高级教育机构．今人所用之“国学”概念,起于清末民初,乃对西学而言,其所指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统称。民初学者提出“国学”和“国故学”,虽包含抗衡西学之意,但其所采之研究模式和方法,却反倒是奉西学为圭臬。当时学者对“国学”和“国故学”这一概念的含混和模糊性颇感不满。     

胡适的治学方法新范式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胡适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主要在其治学方法上开一代之风气。五四以后,他用一套新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以实现他“打鬼”的文化韬略。这套时人称之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民国时期学术及思想界影响都很大,余英时先生称其为范式性的变革,认为以此取代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玄学模式①。对于其治学方法的研究,或褒或贬已不在少,由于认识方法的不当,人云亦云,结果不能正确地分析胡适的治学方法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总结胡适的治学方法总是遵循两条错误的线路,一个是以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等同于治学方法,称之为“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乌托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多维度探究——董四代学术思想述评

董四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从“现实”与“理想”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之根,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阐释民生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特色。作为矢志理论研究的学者,他注重学科交叉与方法论上的创新,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命题与价值取向,提升了学术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胡适与整理国故

1919年12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抛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作为再造文明的手段之一,在学术阵地上,胡适树起了“整理国故”的大旗。何谓“国故”呢?胡适说:“中国的一切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的     

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思想探析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用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他结合乾嘉朴学与西方的实验主义思想,逐步构造出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方法。本文试从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基石和核心两个方面,来探讨他是如何将科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丈化相互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开辟新的思路,以此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