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与超越: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取向

明清时期,士绅主导的乡村教化生成了恪守与超越传统教化精神的双重取向。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取向,既可看作是士绅教化对社会基础性变迁与西学新知东渐的回应,又可解释为士绅的公共身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自然推衍及士绅对非主流文化的彰显。对这一双重取向的探究,将构成一个观察明清民间社会变迁与过渡性社会群体角色转型的深度历史透视点。     

隐匿赋权与自觉内生的博弈——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来源探析

士绅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复合身份决定了对此类群体行为方式的研究具有多层面的价值,如从中可以考察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透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自治的性质问题.然而学者目前大多侧重于士绅政治角色、经济地位等问题的探讨,对士绅文化权力挖掘甚少,而对作为文化权力集中体现的教化权力的研究则更是极为缺失.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直接型塑了士绅教化的图景.本文意欲探究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机制,以求裨补研究的不足以及为进一步认知明清士绅教化图景提供理论基石.     

论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妇幼的救助

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义赈。鉴于河南大量妇幼被卖、人种欲绝的严峻形势,江南士绅与豫苏两省官方合作,采取官截民遣的方式,由官方设卡拦截,民间力量筹款设局,对被卖妇幼实施代赎、留养和资遣。经各助赈局及专门代赎机构的努力,代赎妇幼的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江南士绅之所以要对妇幼实施特别救助,除妇幼在灾荒年间最易受到伤害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妇女被卖关乎名节,幼孩被卖有关宗嗣。对这两类人进行特殊救助,能够寓教化于救荒之中,在救荒的同时,维持灾区的教化,使灾区民众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能延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救命兼救心,这正是江南士绅赴河南义赈的双重使命。     

明清江南士绅研究疏论

明清士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评价,海内外学界已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如果从还原历史情境、准确评判士绅角色而言,在众多研究中还存在含糊笼统的陈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日学者从各自的理论预设或实证研究出发,已涉及这些问题,却未形成系统的论述。后来学者的地方史研究涉及概念界定、士绅分层、区域差别等问题,既开发出大量史料,也提出引起海内外学者对话的新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知明清时代士绅身份、社会影响甚至王朝统治的关键问题。其中很多研究关涉中国最重要的地域之一江南。参诸历史文献,对其学术研究史作一初步梳理与探讨,既可以呈现出王朝统治与地方社会控制之复杂性,也可能推求寻绎出研究的新趋向。     

明清士绅家训中的治生思想成熟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士绅人数剧增．而朝庭能够提供的官职非常有限．这使得希冀通过出仕而谋食的明清士绅面临的生存问题非常严峻;在文化观念上,“贫穷”一词的词义由过去的中性（或不带感情色彩）转变为贬义词．摆脱“贫穷”也就意味着摆脱与之对应的富含道德贬义的“懒惰”;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又为他们从事治生之业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促使他们对工商诸业重新审视并逐渐参与其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重压迫,使得明清士绅家训在论及治生问题时表现出普遍性、深入性和多元性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明清士绅家训中治生思想的成熟。     

杜丽娘的情梦与明清女性情爱教育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教化移情的效果非常突出。《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情梦具有显著的情爱教育效果。杜丽娘的情梦具有生理层面和幻想层面的双重意义,成为促发杜丽娘主动追求情爱实现的教育载体。杜丽娘情梦的情爱教育内涵,表现为明清女性借情梦倾诉内心对意中人的梦想,充分肯定杜丽娘以梦承载情爱理想的情爱实现方式,从形而上的意义上倡扬两性情爱之梦的真实性,成为明清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存在的标志,赋予了女性精神解放的历史意义。     

从田野考察看明清归德府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变迁

明清归德府的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在地域社会何以占据重要地位？那些世家大族、知识精英何以能在当地民间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对地域社会的演变过程究竞有何影响？通过田野调查和对比历史文献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构--“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培育与社会控制研究

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后,流官们积极地实施教化,培育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兴起加强了湖广土家族基层社会的控制,“皇权始下于州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与州县官积极合作,士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他们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州县官和土民的“中介”,土家族地区的士绅权威日重。     

论明清申明亭的起源、兴废及功用

申明亭是明清中央加强地方管理的重要手段,起源于周代的"锄",是申明教化、劝善惩恶之亭,具有教化与政治等职能,其建立是历史必然与偶然结合的产物。为进一步认识申明亭,需要对它的起源、建立、发展与衰落有进一步的了解。通过结合相关史料,对申明亭的由来、功用、相关法律及其教化等进行分析,并对其兴废做进一步的阐述。     

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

明清时期，士绅在地方公益，治安保卫，教育教化，民事调解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政权体制向农村社会深入，任用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因此而形成了新的地方精英阶层。新地方精英依托国家行政参与和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同时也构成一种超越国家行政的社会势力。     

古代文论“教化”范畴的价值取向

"教化"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论范畴之一.作为一个悠久的范畴,"教化"范畴在价值取向上有双重意义,即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和对个体的伦理道德培养,两者又有着高度的统一,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教化"是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中的重要范畴,"教化"范畴带着功利主义的特征一直通向现代,至今还存活于中国现当代文论建构之中.     

“言情以启蒙”的主题标举与文化超越——明清江南文学精神的一个考察维度

明清江南文学既是宋元文学之深化,又是近代文学之预演。明清时期士商的融合培育着新的商业文化,表现为非儒观念与民间文化的结合,雅俗文学的对流互动成为时代的显著现象。明清文人以言情为最主要的写作策略,言情以张欲,言情以反理,言情以明性,其作品内容包含着雅与俗的分合消长,娱乐与教化的彼此纠结,最终达成言情以启蒙。讨论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形态层面,即雅与俗之分合,娱乐与教化之消长;二是文学主题层面,表现为从"原欲"到"情本"的跨越;三是文学精神层面,江南区域之文学经典高扬启蒙大旗完成对雅与俗、娱乐与教化的双重跨越。     

《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它体现的是民间士绅阶层的权力场域,是民间士绅自发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这种自发的基层控制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间由于权力生成机制的不同,而造成两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使得乡约难以实行。南宋中期,朱熹对《吕氏乡约》作了增损,其后学弟子又进行了实践,为乡约在明清的推行准备了条件。     

近代变迁中内陆士绅的蜕变困境——以山西士绅刘大鹏为例

关于士绅阶层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生蜕变的历史现象,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对内陆士绅在近代化变革时期,其思想观念转变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山西士绅刘大鹏在面临近代变革的冲击与挑战时,展现出对近代变革的困顿与对传统儒学的坚守。这一历史情形为后人深入了解近代变迁中的内陆士绅群体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论生活伦理同一性在宋代何以确立

中国古代皆重教化,重视对伦理道德的控制与推进,至宋代逐步确立了生活伦理同一性。之所以在宋代确立,原因有三：一是宋代“偃武修文”政策影响;二是士绅阶层助人君、明教化的重要推动;三是印刷术的发展和思维言说方式的变化使知识传播变得容易。     

道德楷模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以明代士绅为例

作为道德楷模的明代士绅一方面传承着自周代以来的以儒学为基础的士人遗风,在有明社会士绅同时承担了家族和基层社会道德教化和个体道德品质培养的任务.士绅以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教育着乡民,净化了社会环境,改变着民风民俗和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济宁凤台寺碑刻考释

碑刻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史学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明清时期的济宁为运河沿岸重要城市,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碑刻资源亦极为丰富。济宁凤台寺庙墙东侧立有明清两代重修庙宇碑六块,其中字迹较为清晰的有四块,详细记载了明清两代河道官员、地方士绅创建和重修凤凰台及凤台寺的经过,对于考证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探讨凤台寺及马场湖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河西走廊水案中的官绅关系

在清代河西走廊水案调处中,官绅之间存在着依附与对抗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官府依靠士绅等调处民户之间的小型日常水利纠纷;另一方面,士绅也要依赖官府权威,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尤其在面对一些长期无法有效解决的顽固性水利纠纷中,士绅尤其需仰赖官府的支持。二者之间的对抗同样明显。在既得利益面前,士绅有时会成为官府实现地区水利公平的障碍,为此河西官府会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士绅。而士绅亦会利用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反制官府。以水案为切入点,可揭示官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清代西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明清时期粤西地区的社会教化

明清两代,粤西地区已形成以府县所在地为中心,辐射广大乡镇的教化网络。通过这套教化系统,教化渠道直达广大农村基层并深入社会各类人群。明清时期的社会教化对粤西地区的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它有效地推进了中州儒家文化在粤西地区的传播,改进了地方土著文化,促进了地方社会的文化转型。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探析

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教育形式,其利用乡规民约的力量而为民众建立了制度支撑,担当起社会教化的重任。明清乡规民约教化活动,以地方威望之士为教化主体,根据各地实情而制定了内涵丰富的教育内容,既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协同之责,又发挥着易风正俗、劝善除恶的教化之任,对明清基层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