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价值挑战及其包容性治理

进入数字社会以后,算法逐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度交融,形成了一种大数据加持、自动化决策和场景化驱动的独特运行逻辑。这对法律价值提出了严峻挑战,它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主体的自由空间、个体的平等机会以及社会的制度正义。然而,无论是诉诸算法公开的规制模式,还是以个体赋权为核心的回应模式,都未能对法律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在技术理念、制度设计和治理效能等方面存在法理难题。科学化解算法诱发的价值挑战,需要能够包容多元治理主体、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相协调的包容性治理框架。主体层面的包容共治和工具层面的多元互补,共同构成了包容性治理的治理结构。在这一治理结构下,未来应当在主体机制上促进多元主体的包容共治,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治理实施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通过算法的可信控制来确保算法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善”。     

撬动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支点：以德性为内核的行动逻辑与路径

教育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学业负担社会治理必须将德性作为其治理内核。以德性为价值旨归的学业负担社会治理是学业负担治理的新兴治理范式。然而,当前学业负担社会治理普遍存在治理理念异化、治理利益博弈激烈与治理主体联动乏力等困境,其实质是因德性缺位导致了治理主体的功利之心、治理利益的分化以及治理行动路径单一等问题。面对当前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挑战,亟需从理论上厘清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并提出清晰的行动路线图。本质上,学业负担社会治理应以“德”为落脚点,由公共德性、共同利益和共同行动构成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其中,公共德性作为其德性理念,共同利益作为其德性目的,共同行动作为其德性行为,三者共同促进学业负担社会治理善治的达成,最终指向最高的善,即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想引导学业负担社会治理行动回归德性,必须要引导治理主体凝聚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教育价值共识,在确保各方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实现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共赢善态发展,同时要构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立体复合型治理格局。     

公共价值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职业教育治理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是当下职业教育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阻碍多元共治的主要症结,其本质反映的是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价值理论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对单一价值目标追求的局限,关注集体偏好,有效整合多元价值,要求多元主体参与政治协商表达,把职业教育治理提高到公共价值创造的高度,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三个维度分析职业教育治理,发现职业教育治理存在价值理念冲突、合法性与支持不足和运行管理低效等问题,公共管理者为实现职业教育多元共治应该增强价值使命,着力凝聚多元主体价值共识;加强政治管理,有效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升运行能力,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     

共治视野下行业特色高校治理创新与实践路径

行业特色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行业特色高校治理经历了隶属行业的垂直管理的行业化阶段,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去行业化阶段,目前面临着“再行业化”的挑战。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的发展需要树立共同治理的价值取向,内部坚持特色发展,外部与行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构建政府统筹、高校主体、行业引领的新型治理关系。在共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上,政府应该进一步发挥牵引共治的作用,形成行业共治的结构体系,提升行业特色高校共治能力。     

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郝堂试验及其可持续性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直观的标志即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学界对协同治理的发生机制与可持续性问题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讨论.丰富的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既为协同治理如何发生、如何维系的讨论提供了现实土壤,又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选取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郝堂试验的基本内容与实施效果的分析,发现其选择以"金融合作"作为协同治理的起点与原点,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和乡村精英的积极性,积聚了乡村社会资本,改善了乡村经济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在"生态共治"的层面上打造协同实践的增长点,提升治理的可持续性.通过对郝堂试验基础性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在行动者的协同维度上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府际合作、部际合作与公私合作的治理理念,集中表现在政策协同、项目协同与服务协同三个方面.结合郝堂试验合作行为的触发机制与维系机制的分析,发现其在可持续性层面上存在着启动条件的前置性、金融合作的风险性、风险控制的外置性与合作模式的草根性等问题.因而,郝堂试验在寻找协同治理原点与增长点、培育乡村社会的主体观念、提升治理体系风险意识等方面的治理理念,均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即便如此,因应基础条件的差异性以及郝堂试验的潜在风险性,各地也不应简单地复制郝堂做法,而应该在汲取郝堂经验的基础上找到适宜各地协同实践的原点与增长点.     

多元共治: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创新研究

以"分权"与"自治"为核心特质的由政府、职业院校、市场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的构建将促使职业教育更具有效率和活力,既是我国职业教育治理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方向。一是在治理结构和利益格局之间寻求平衡,架构适度多元的治理主体;二是在组织集权与主体分权之间寻求平衡,建立适度分权的治理系统;三是在协同合作与合理制衡之间寻求平衡,形成与模式选择相适配的治理机制;四是在市场行为与政策设计之间寻求平衡,完善适应目标的制度保障。     

“四直为民”：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多样的系统工程。贵州省凤冈县通过联系服务群众创新提出“四直为民”,在强化自治德治法治“三治”方式过程中,突出以党委核心领导、多元治理主体、社会协同共治和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基层服务型建设。但从议事主体、模式构建、信息技术和经济发展来看,还应从实践应用中不断反思并寻找新的突破口,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体制共建共治共享的“三共”社会治理格局。     

多元共治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的成因与治理

加强校企合作多元治理是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路径。由于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职业教育多元治理的架构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校企合作陷入碎片化、表面化、短期化等倾向,其深层原因在于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差异。对此,建议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由"划桨"到"掌舵",强化服务保障能力;树立共治理念,加强各主体的价值融合,为职业教育多元共治打牢思想基础;构建互惠共赢的利益保障机制,提高各方主体参与校企合作多元共治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内部治理权,建立科学的校企合作多元共治结构。     

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学科治理是基于知识生产、组织行为、社会需求三重逻辑的必然选择,从学科建设走向治理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保障。现实审视,学科治理主体“貌合神离”、学科治理权力“僭越缺位”、学科治理制度“内外失衡”、学科治理文化“藩篱阻隔”等,制约了大学学科发展及其治理成效。实践中,亟须推进多元主体及其权力的协同共治、加强学科治理制度内外联动、强化学科治理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协商议事：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及行动逻辑——基于Q村“院坝会”的个案扩展分析

基层治理需要由行政主导向共同治理转变,解决“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实践困境。通过对Q村“院坝会”的扩展案例分析,发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生成的一条协商共治路径,即协商议事能将多元主体凝结成稳定的治理共同体,从而实现“行政有效、治理有效”的良性互动局面。研究表明,协商议事隐含的治理过程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包含“有事要做”的公共利益塑造机制、“要怎么做”的共识凝聚机制和“一起来做”的共同行动机制;与党建引领和发挥基层自组织作用两种路径相比,通过协商议事路径生成的治理共同体更具粘连性、适应性和行动性,呈现出行政和自治双向嵌入、激活村落共同体传统、规则秩序共同生产和治理载体形态化的行动逻辑。建设治理共同体必须符合基层社会的特征和规律,在实践中平衡好行政嵌入和基层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协商共治的柔性方式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力量。     

与民共治:一种城市治理机制创新——以广州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为例

广州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作为广州市的社会组织,为政府与市民搭建沟通的桥梁、与市民协同治理社会政治事务,其主动的参与姿态、多元的主体以及采用协商与沟通的参与方式集中体现其践行治理理念.广州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是官民共治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作为参考,其他城市可从营造宽松的政治氛围、提升地方经济综合实力以及培育公民社会三个方面为民间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提供土壤和环境,最终实现政府与民共治的城市治理机制创新.     

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限为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产生既取决于“有为的政府”“自主的大学”以及“参与的社会”共同作用下所创设的能动空间,也取决于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权力重新配置所创设的运行空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参与广度、程度和频度等三个维度。社会主体在治理结构统领下既有积极的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限制、政府的限定以及大学自身接纳的限度。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及何以限为的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体能在多大范围、多强程度上参与大学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高等教育转型与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当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现代性社会文化向后现代性文化转型。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大学治理经历着理性官僚制和参与治理模式的碰撞,目前后者还不能彰显高校治理民主的本质意蕴。根据社会"善治"的主流思想,大学治理应该重新定义大学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实现网络结构中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实现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的多元化以及权力结构的网状化;需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互信机制;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公众、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的合作互动。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逻辑起点、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明确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本质属性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的逻辑起点,这种本质属性表现为公益性和逐利性的此消彼长,并应重新界定为一种以协同共治谋求合作共赢的公共性。以公共性为导向的协同共治不仅在理论上高度适切,也是基于现实治理困境下多方主体的共同选择。协同治理的路径应从价值、主体、制度三方面展开,在价值层面凝聚目标共识以培育公共精神,在主体层面厘清角色定位以促进良性互动,在制度层面聚焦驱动协同要素以完善机制设计。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区教育融入城镇社区治理的“必然”事实和“应然”价值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格局。社区教育是城镇社区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力助推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然层面的价值引领,更是新时代背景下社区教育主动作为的实然依据和必然趋势。一方面,社区教育从组织、群体、个体、社会层面主动融入社区治理,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管理与共治,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各类社区教育活动融入社区治理,拓展和丰富社区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创新社区教育发展模式,形成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生态,进而使社区教育更加契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社区教育的价值。     

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在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中,为更有效地建设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效用,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进一步明确乡村治理体系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三治结合”的统一领导机制、学习教育宣传机制、主辅共治机制和协商协调机制等建设,积极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性目标。     

从项目制到共同体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向路

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当前,项目制由于促进了弥散性的主体、资源、行为的整合,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中获得广泛运用,并为塑造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形”产生了积极正向的成效。但是项目制具有的一次性、有限任务特征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求的整体性、持续性之间形成矛盾,“项目展示”的浅表性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所要实现的乡村“文明扎根”之间存在张力,以价值共识为前提、以责任共担为依托、以利益共享为目的的治理共同体成为破解项目制运行限度、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升级的必然趋势。治理共同体需要在主体结构上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换,在运行机制中培育参与主体的新动能,并以长效管护机制和乡村文化再生产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基础教育科研“善治”的创新路径

基础教育科研要立足中国国情和教育科研的内在逻辑,寻求“善治”的新路径,实现治以为善。基础教育科研“善治”要构建包括治理目标、治理价值导向、治理理念、治理视角、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维度的方法论框架。基础教育科研“善治”的行动路径是：强化全局性、可持续性的治理方向根基,以人文价值引领科研行为趋向;增强服务式治理建设,迸发科研主体的内生动力源泉;保障治理功能的充分实现,构建研用一体的长效转化机制;搭建大数据科研系统管理平台,实现教育科研治理智慧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式参与,渗透治理的关键环节。     

教育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构建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学校、市场、社会等诸多主体走向协同治理的过程,蕴含着一种治理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具有"跨界"属性的教育类型,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凝聚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方主体的力量。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是基于一致的价值信仰,为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治理集合。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构建,能够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同构和治理行为协同,进而推动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有序、有力、有效运转。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学校的"主体性危机"、治理模式的"单中心主义"倾向、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点和共识不足以及行政文化"凝结"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应以构建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为契机,推进理念变革,重塑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的公共价值信仰;重塑政府职能,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新型主体关系,实现行政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共治;注重利益调节,实现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内驱力的最大"聚合"。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一、服务型政府：政治还是治政？ 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主要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