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

此文旨在对以往论述不足的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关系的几个问题再作新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在孙、陈所持信仰及其歧异、如何统一中国、二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和代表谁等问题上,共产国际、苏俄的观察和评论有一段过程,其评论前后不一致,而且共产国际、苏俄代表内部亦的歧异,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对孙中山后,才渐趋一致。但其观察和评论的正确性,仍存尚待继续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之处。     

张作霖为何要杀李大钊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时宣布“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他实际上负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在北方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联系。李大钊在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中,在吴佩孚、冯玉祥与苏俄的联系中,李大钊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理身份。当时苏俄对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投入很大,包括军事援助。苏俄最早任命的5个元帅,其中两个被派往中国,加仑将军是其一。     

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矛盾及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和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是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产物,体现了苏俄与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的矛盾与交织。苏俄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使得其与孙中山国民党的联合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各自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这种分歧与矛盾又加剧了民主革命阵线内部的斗争,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建党前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争论研究

一战后中国思想界表面一致趋向社会主义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20年春以后．受苏俄与共产国际战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原本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严肃的思想斗争,在理论上有力地驳斥了“革命无理”的论调,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在中国先革命后建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为最终确立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造中国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对共产国际“保卫苏联”口号的历史考察

“保卫苏联”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政治口号。共产国际的一切重大政策措施和革命活动,都是在“保卫苏联”这个总的政治口号和战略思想指导下实施的。因此,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不能不首先对“保卫苏联”这个口号进行一番考察。 1 共产国际前期“保卫苏俄”的口号是以“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俄国,从各个方面切实支援它恢复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个广泛开展的“不许干涉苏俄”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浪潮,几乎席卷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援助苏俄的救灾运动,真正发展成为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制定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战略。但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跟着苏联的外交策略变化,降下了反法西斯旗帜,要求各国党将工作重心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即同时反对英法和反击纳粹德国。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损害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脱离群众,其威信和影响也一落千丈。共产国际世界战略之所以随苏联外交策略变化,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国际在理论上把苏俄事业等同于共产国际事业,二是苏联党长期以来在共产国际中形成了特殊地位。     

从苏俄视角论中共“公开办报”的起源

为巩固政权并领导世界革命,1919年3月,列宁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共产国际成立后,同苏俄在远东地区的机构开始了援华并扶助革命。而中共“公开办报”的进程与这一革命输出工作息息相关。苏俄从一开始派出俄侨试探性在华办报到以此作公开宣传,布尔什维克的色彩越来越浓。而这是负责指导远东各国革命工作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布置宣传出版事业时的决定,包括他随后派来中国承担建党任务的维经斯基,都在公开宣传和办报之事上有着格外的见解。从利用合法通讯社配合报刊宣传到以“联合出版委员会”和“报刊联盟”等方式建党,维经斯基等人在完成在华任务的同时积极推动了中共“公开办报”的进程。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只从苏俄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制订的“党内合作”的政策是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它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关系,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而扶植蒋介石     

关于鲍罗廷抵达广州时间的考订

鲍罗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苏俄政府派到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至为关键的人物。他不仅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而且以苏俄老革命家的身份受孙中山之聘担任广州革命政府特别顾问。关于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时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记为1923年8月;苏俄驻华军事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则认为是1923年10月初。笔者认为,后者比较符合史实。苏俄政府之所以派鲍罗廷出使中国帮助孙中山政府,其直接起因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在孙中山敦促下,率领粤军攻占了福建漳州界地,建立了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第一块根据地。刚刚建立的苏俄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表示了赞扬和支持的态度。苏俄政府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亲自撰写文章,称赞上述事件是“在中国实现苏维埃代表制”(1)。旅居俄国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也在彼得格勒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赞扬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以至固化是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根源,主要在4个方面:俄国的治国传统、苏共的组织伦理、干部的身份设定和监督的空泛虚化。正是这4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就了苏联历史上独特的官僚特权阶层,为苏联党国覆灭埋下了祸根。     

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

苏共执政后,仍然沿用革命时期的"职业革命家集团"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盛行;监督机制弱化,权力失去制约;干部队伍近亲繁殖,德才不佳。这导致苏共精英集团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正是苏共精英即"职业革命家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区域特色

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延安与重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心。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着学术共性,但由于空间的分离,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具有不同的区域性特点:两地史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不一;两地史家的研究各有侧重点;与重庆史家不同,延安史家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较之重庆史家,延安史家的论著更多地受苏联史学的影响。     

苏俄、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新抉择

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为推进中国大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成为他一生光辉的顶点。他晚年能采行这些新抉择，除本人不断追求进步等主观因素外，苏俄、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援助起了关键性作用。     

从《青年实话》相关文论看苏区共青团的扩红

《青年实话》大量文论涉及苏区共青团的扩红,展现出苏区共青团扩红的一些基本特点,即:开展团员征收运动和扩大少年先锋队,培养红军后备军的主干力量;建立地方青年和红军的联系制度,加强地方青年及红军的心理建设;树立和宣传扩红的典范,推介各地扩红的方法和经验,批评扩红中存在的错误;宣传鼓励从各方面支援红军及其家属,切实推动扩红的顺利进行。     

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演变

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先后实践的两个革命模式,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的战略转变,中国苏区有了大发展。苏维埃运动战略没有放弃以城市为中心,中央苏区的进攻路线导致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苏联和俄罗斯意识形态教育的变迁与困境

文章以苏联和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变迁为背景，对其意识形态教育的特征进行概述，通过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分析，以期找到当前俄罗斯意识形态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     

苏共执政终结的内在原因及启示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执政期间，苏共未能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首要任务、未能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执政体系、未能固守住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是导致其执政终结的最重要的三个原因。进一步分析和总结苏共执政的教训，对于我们党目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苏共消除执政安全隐患的失败及其启示

苏共执政期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而苏共在后期消除执政安全隐患时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了党的领导,导致苏共垮台亡党.苏共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提供了教训和启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又要积极、稳妥、务实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改进党的执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