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观的理性主义内涵探析

天人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董仲舒的天人观以入世为其基本倾向,既有神秘化、宗教化的形式,又蕴含着理性主义内涵,形而上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化的自然法则是天的理性品格的基本规定。在天人感应的形式下．天成了实现人自身目的的工具。董仲舒的天人观中的理性主义内涵反过来限制了神学化倾向的发展。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述评

天人感应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是由董仲舒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套学说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和祥瑞灾异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析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体。关于天人之际的关系,《易传》提出“天人合德”的思想,之后子思、孟子、荀子都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宋代的张载,则将其发挥成为“天人合一”的本体宇宙论,这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有其历史的根源,也反映出早期中国的民间信仰,但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的主流。     

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植根于西汉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 ,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是在摭拾并放大了传统的天命观 ,继承和发展了思、孟的天人合一论 ,推演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相结合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学说的多元化特征——墨学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学为主体，杂糅诸子之学，使其学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即是墨子的“天人格化”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董仲舒的治学特色。     

董仲舒学说的多元化特征--墨学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学为主体,杂糅诸子之学,使其学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即是墨子的"天人格化"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董仲舒的治学特色.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司马迁的“天人之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借“天”言人事,为君权神授作出合理论证,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古代封建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董仲舒有过“师生”之缘的司马迁,其“天人之际”的思想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有着继承又创新的联系.其中,继承表现在“天”与政、“天”与命、“天”与象方面,创新表现在天象与人事、天道与人世、天意与人君方面.     

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大师,"天人感应说"是其思想体系的根本基石。朱熹是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奠基者,是继董仲舒之后最重要的经学家。"天理论"是朱熹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收佛、道两家的本体论及思辨性而建构起来的。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朱熹的"天理论"似有贯通之处。     

董仲舒『天人感应』和皇帝制度

汉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董仲舒，继承了殷商以来盛行的天人相通观，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框架建立起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命题，将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影射到天道上，论证了汉王朝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肯定和维护了君主地位，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达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一统制目的的需要。董仲舒适合时宜的学说，从意识形态上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权力，提出了理论根据。“天人感应”学说不仅成为汉代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说…     

从“地方性知识”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知识,产生后会借助现有条件或创造条件,发展成为“普遍性知识”.为使“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普遍性知识,董仲舒一方面通过神化皇权获得汉武帝的支持,另一方面使儒家借助阐释灾异得以参与政事,从而获得儒儒者的支持.并吸纳时人普遍了解的科技成果,使“天人感应”理论获得更多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接受.因此,“天人感应”理论不仅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征,而且从地方性知识发展成为了普遍性知识.     

董仲舒文艺思想述评

董仲舒作为汉代今经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一位重要的论家，有着十分丰富的艺思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艺理论命题，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诗无达诂”、“美刺”等，都对后世的艺理论、美学及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天论孝：董仲舒孝论发微

在儒家思想史上,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原生儒家探究了“孝应该如何行”,却未回答“孝是什么”这一更加关键性问题,也就是孝论存在的正当性问题。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层面上,将“孝”论证为“天之道”的自我展现与自我运动,是“天”这一宇宙绝对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外现。儒家孝论的思辨性增强了,逻辑性提高了,孝由一普通的伦理范畴上升为哲学范畴,儒家孝论实现了“实质上的系统”。     

董仲舒"义利"论及对后世之影响

董仲舒坚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他提出要做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认为义利两有,应重义轻利,以义节利。董仲舒以"三纲"代替"德"成为法律价值标准,并强调"正礼义"治民以安社稷。董仲舒义利观对社会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丑陋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试析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的论证方式

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主要运用了类比论证的方式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及其论证方式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特征。这种思维特征对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影响至深。     

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看人与自然

不论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天人相分”,都没有处理好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天人合一”一味强调人类必须顺从自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所事事,缺乏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而“天人相分”则一味强调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虽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吸取两者之精华而摒弃其糟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独以寒暑不能成岁独以威势不能成政——董仲舒社会教化思想研究

为防止西汉政权重蹈秦的覆辙,董仲舒坚决反对单纯的以法治国,认为"独以寒暑不能成岁,独以威势不能成政",并向汉武帝提出了施德政、重教化的建议。仔细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董仲舒社会教化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谐观念、防患于未然的政治观念和追求长治久安的社会稳定观念,这些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天人合一”的四个维度及其生态启示

对“天人合一”的全面把握．不应局限于德性层面的狭义内涵。广义地看,“天人合一”指的是依据四个契合点——“身”、“行”、“德”、“道”——达成的四个维度的天人双方统一。每个维度都有特定内涵,“天”、“人”、“合”的所指也不尽相同。通过对“天人合一”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在生态视域中发现其与西方文化的很多相通之处,从而发挥其积极的现世意义,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