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异文化变奏——<<国调周诗>>,<<诗经国风>>及其他

与我国有着悠久文化交流史的日本 ,对于《诗经》的翻译、改写 ,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化汉为和、和汉并存的特点 ,日本学者将《诗》不断消化 ,使之融化在日本文化之中 ,形成不似《诗经》的《诗经》变体 ,从《国调周诗》、《诗经国风》及霞朗咏会的汉诗吟诵中可见《诗经》在异文化背景中之命运。     

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棘心>>,<<天马集>>论

苏雪林的小说具有保守主义的色彩和倾向.<棘心>中,作者刻划女主人公在婚姻问题上的审慎、贞信和对家庭、父母的孝道,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符合保守主义对美德淑行的追求.<棘心>表达的人无至善亦不必强求至善的保守主义圆融的人性观,延续到<天马集>中,并成为其诠释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基础之一.作者还通过作品否认了因追求与现实严重脱节的乌托邦而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激进主义举动,说明权威、纪律、秩序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无完美之人的人性本真所决定的对于权威加以节制的必要性.     

<<诗经>>婚俗形态的再探析:兼与毛忠贤先生商榷

<诗经>时代,"烝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继位的诸侯收娶亡父除生母外的妻妾叫"烝";再有一种是在旁系的亲属发生的叫"报"."同父异母婚"、"血族的内婚制"是当时世俗所允许的,主要流行于春秋初叶的楚、齐等蛮夷之国.     

审美本体论之辨: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意义

嵇康《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旷世奇文,对该文的评价向来人言言殊。本文试图从现代美学(特指现代艺术哲学)的角度对它的意义给以新的解说。本文认为,《声无哀乐论》从音乐艺术的角度触及到了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我们称为审美本体论)方面的问题,它的答案虽然是错误的,但却给了我们很多永远有价值的启示,这在古代相关文献方面是罕见的。     

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笔者用“从以‘初’字领起到以‘当是时’领起”,“从雅爱趣味到对故事性、戏剧性的追求”,“从单一的叙事体式到多种笔仗并用”三个小标题 ,着重论述《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轨迹。     

试论语境对意义理解的作用

本文对语境的意义,语境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境的作用等进行了阐述,进而说明语境在语义理解上的重要作用.     

试论《楚辞》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最早指出《离骚》与《诗经》承传关系的,是汉武帝时的刘安。他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离骚序》引)连对屈原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到了东汉末年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则从“比兴”艺术手法这个角度,突出了《离骚》对《诗经》的承传关系。到了南朝的刘勰,作《文心雕龙·辨骚》篇,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楚辞》与《诗经》的承传关系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认为屈骚是“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下面笔者将从主题表达,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神话继承四个方面阐述楚辞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理解的基础:生活形式和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论理解的可能性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理解不是一种心灵过程,而是一种根植于生活形式的能力.理解异族语言的可能性源于双方生活形式的相似性,印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家族相似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之始,通过和世界打交道形成语言、意义和生活形式的居间方式.这种居间方式决定了能够看到异族与我们共同的面相,理解对方的语言游戏规则.理解异族语言需要从生活形式出发看到与对方语言用法的相似性,从而知道如何使用对方的语言游戏.     

五年级学生对分数意义的理解

在Marilena Pantziara提出学生掌握分数概念的6个水平的基础上,给出“分数概念理解的3个水平”的思想框架.利用该框架编制测试卷,对天津市564名五年级小学生进行测试,发现:学生在“分数意义”的第三个理解水平较低;学生在“分数意义”各个知识点上表现不同的理解水平;测试总分与5个知识点得分在p＜0.01水平上都呈显著正相关,特别是分数的表征(离散量)对总分变量即分数意义的解释程度最高.五年级学生关于“分数意义”水平与总分之间在地区学校方面存在差异性.     

论李白诗歌语言隐喻修辞的空间张力

诗歌语言符号的隐喻表现系统要求在两个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依据相似性原理建立意义的连接,把不可言说的情感、意志、精神等化为可感的形象。李白诗歌语言张力的构成重在隐喻策略的运用。隐喻是远距离的交易,在李白诗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存在着对距离的有效控制。在李白的诗歌中,语言的运用是灵动的,通过所言非所指的隐喻策略,创造出诗歌语言的含蓄能指势态。     

《楚辞通释》的诠释特色与其在清代的影响

清代自康熙末年起,逐渐形成了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稽古而不问今,以考据为时尚的学术风气。王船山的《楚辞通释》虽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但文字训诂只是揭示义理的手段,往往十分简略,著作的重心在于文意阐发和文本精神的揭示,表现出了"义理为体、考据为用,释评结合、发愤抒情"的诠释特色。这一特色与弥漫于清代学界的考据之风抵牾不合,故其虽造诣颇高,但在清代难以获得与其学术成就相当的学术地位,影响极为有限。     

楚辞研究新思维概论

《诗经》以后，楚辞崛起，自西汉始，楚辞学研究就进入百家争鸣状态，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等各抒己见，此为楚辞研究的初始阶段。自西汉至20世纪的二千余年间，楚辞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汉至北宋是开创发展期，重在章句训释，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可为代表。第二阶段：南宋至清末是繁荣期，重在义理探求，朱熹《楚辞集注》可为代表。第三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承上启下的转型期，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为新楚辞学奠定了基础。1919年“五四”以后楚辞研究至现了新时代特色，游国恩《楚辞概论》为新楚辞学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为第四个阶段的开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楚辞研究跃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楚辞研究达到世纪高峰，研究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研究方法之新，学术成果之丰，发展速度之快，是二千多年来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学术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共创辉煌。     

评楚辞研究中的图腾说

楚辞研究中对楚族图腾的探寻矛盾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在于征引资料的一鳞半爪和推断的主观随意；运用图腾之说演绎屈赋意蕴，则又不顾屈赋创作的时代特点和情志内涵，失误在于“时代错位”。文中对华夏诸族是否真正经历过图腾崇拜阶段，考察图腾习俗的途径、方法，以及运用图腾之说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限度，提出了可供思考的见解。     

地域民众生活的时间表述——《荆楚岁时记》学术意义探赜

《荆楚岁时记》作为岁时民俗志的开创之作 ,它改变了中国古代以《月令》为代表的政令性时间表达方式 ,以地方民众的岁时节日作为时间生活的节点 ,开创了民俗记述的新体裁。本书贯彻了民俗记述的实录原则 ,对民俗进程作动态的描述。将“月令”与“岁时记”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上层社会的王官之时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日用之时在文化性质上有着历时的差别与层位歧异     

女词人张令仪及其咏“愁”词

张令仪是生活在康乾时期的一位重要女词人,由于其自身的性格特征和坎坷跌宕的人生经历,使得她的词作中充满了对于闺阁女性之"愁"的书写。其咏"愁"词主要可分为伤春悲秋的闲愁、怀人寄远的离愁、索居穷巷的苦愁、丧夫失子的哀愁、怜爱游子的心愁这五类,这些咏"愁"词的书写,具有典型意义和特征,是较富有代表性的闺阁词。并且,在艺术表现上,张令仪几经品咂,将"愁"作各种意象的比拟,独具特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科技英语词汇的历时意义与共时意义及演变方式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中英语词汇变迁频繁，尤以意义变化为最。熟词生义是意义变化表现的主要方式，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本文拟从语言的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来探讨科技英语EST词汇意义的演变，并引出EST词汇历时意义和共时意义概念。     

比较法在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比较法,是深入体会诗歌的主题意蕴、表达技巧、形象意境、修辞章法的有效方法。在诗词教学过程中,用比较法可以培养、提高中学生鉴赏诗歌的能力。     

语言主观性与事件主观化——也谈“你是什么垃圾”

“错位说”是导致听话人误解“你是什么垃圾”逻辑语义的原因,而“领属转喻说”则实现了“你是什么垃圾”的逻辑语义,二者都与语言主观性有关。语言主观性作用于“领属转喻”与“概念隐喻”时,“你是什么垃圾”依赖说话人话语中的主观关键词来实现话语的语用功能。其中,语言主观性作用于“领属转喻”时,话语幽默调侃的语用功能得以实现;作用于“概念隐喻”时,客观事件开始主观化,话语自我调侃与行为排斥的双重语用功能得以实现。     

低调陈述：基于隐喻及转喻的认知语言学诠释

隐喻和转喻思维对低调陈述话语的理解和生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低调陈述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所具有的隐喻和转喻能力。交际受信息、经济、认知突显和社会需要等原则制约,说话人或是运用来源域里的知识结构来彰显目标域里的知识结构——即用隐喻;或是选择突显、易感知的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的其它部分以及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表所要传递的信息——即用转喻进行交际,因而产生低调陈述意义。低调陈述含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激活而非有意识的推导。     

安徽芜湖方言中"各吃了"语法化的共时分析

“各吃了”在安徽芜湖方言中独具特色,语用中可表方言中“各”句式疑问功能,又可表礼貌功能,并且后者在方言区内呈强势。这是语法化的产物,语法化的过程还在继续。